发布于:2026-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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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李进教授谈「四位一体」与创新转化:战略拐点已至,未来十年如何破局?

文章来源:高博医疗集团

近日,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李进教授接受专访,围绕其在 2026 CMAC 创新药物医学大会转化医学专题中提出的「四位一体」创新转化模式展开深度对话,为理解中国医药创新转化的当下与未来提供宝贵洞见。

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李进教授谈「四位一体」与创新转化:战略拐点已至,未来十年如何破局?
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李进教授谈「四位一体」与创新转化:战略拐点已至,未来十年如何破局?
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李进教授谈「四位一体」与创新转化:战略拐点已至,未来十年如何破局?

Q1:您在转化医学专题中,对「四位一体」助力创新转化进行了战略解读,能否请您具体阐释这一模式的核心构成?它将如何助力创新转化?

李进教授:

「四位一体」创新转化服务平台由统计设计、定量药理学、分子标志物筛查以及临床研究四个核心要素有机整合而成。在药物开发的全流程中,化学制造与控制、分子结构分析、药理毒理评价等环节固然都至关重要,但从临床研究的独特视角审视,这四个要素构成了决定药物开发成败与效率的关键支柱,彼此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以 I 期临床试验中剂量爬坡阶段为例,研究效率主要受制于两大核心变量。其一是患者可及性,即目标适应症患者群体的规模与招募速度,这直接决定了试验能否顺利推进;其二是剂量阶梯的科学设计,包括起始剂量的合理确定与爬坡阶梯数量的优化配置。传统模式下,若采用 10 个阶梯的设计方案,按每阶梯 3 例患者计算,需累计纳入 30 例患者,整个 I 期临床研究往往耗时 2 至 3 年方能完成;若将阶梯数优化为 3 个,则仅需 9 例患者即可达成研究目标,研发周期得以大幅压缩。科学的统计设计不仅能够以最少病例数精准确定最佳推荐剂量,更是提升整体研发效率的战略支点。

定量药理学的引入,为这一模式注入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与伦理价值,其核心使命在于最大程度保护患者权益。回顾传统实践,起始剂量的选择长期依赖动物实验数据的简单外推,例如采用啮齿类动物毒性剂量的十分之一作为人体起始剂量,这种经验性方法虽有一定参考价值,却未必能准确预测人体反应,常常导致患者不得不在较低剂量水平经历漫长的无效暴露期。定量药理学通过构建数学模型、整合临床前与早期临床数据,能够更精准地预测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动力学特征与安全剂量范围,从而在保障患者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提升起始剂量水平,显著缩短无效暴露时间。对于晚期肿瘤患者而言,这一进步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我们不愿看到本已有限的生存时间被浪费在毫无疗效的治疗尝试中,让每一位受试者都能尽早接受可能有效的治疗,正是我们坚守的医学伦理底线。

分子标志物筛查环节同样彰显了对患者权益的深切关注,代表着精准医学理念在药物研发中的具体实践。以 BRAF V600E 突变为例,该突变在大肠癌患者中的发生率约为 5%,若不加筛选地广泛应用 BRAF 抑制剂,理论上仅有 5% 的患者获益,其余 95% 的患者皆为"陪跑者",白白承受治疗相关风险与不便,造成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通过分子标志物的精准筛查,我们能够前瞻性识别真正可能获益的目标人群,将宝贵的治疗机会集中于响应者,同时善意地排除不获益患者,避免其接受不必要的药物暴露。这种"让正确的患者接受正确的治疗"的理念,不仅提升了研发成功率,更是对患者知情权与自主权的最大尊重。

综上所述,"四位一体"平台的设计凝聚了多重战略考量:首要目标是保护患者,通过定量药理学减少无效药物暴露,通过统计设计降低毒性风险发生概率,通过分子标志物实现治疗的精准化与个体化;次要目标是提升效率,以优化的试验设计缩短研发周期,加速创新药物上市进程,使患者群体尽早获益;深层目标是降低成本,减少因方案设计不当导致的资源浪费,提高整体研发投资回报率。当制药企业委托我们开展临床研究时,我们将依托这一整合性服务平台,为其量身定制最优剂量方案、科学确定安全起始剂量、精准筛选目标获益人群,在严守患者权益保护这一伦理基石的前提下,全力实现研发效率与科学质量的双重跃升,最终推动更多创新药物安全、有效、快速地惠及临床患者。

Q2:在当前环境下,您认为推动「四位一体」创新转化最大的瓶颈是什么?医院、企业、科研机构和监管方分别需要做出哪些关键调整来突破这一瓶颈?

李进教授:

在当前环境下,推动「四位一体」创新转化面临的最大瓶颈,核心在于临床标本的获取。开展「四位一体」相关工作,离不开临床活检标本的支撑,这类标本既包括外周血等血液学标本,也包括肿瘤组织穿刺标本、手术标本等。其中,临床前阶段的标本获取相对简便,可利用已制备的历史标本构建类器官、PDX(人源肿瘤异种移植)或 mini PDX 模型,但在Ⅰ期临床试验过程中,获取受试者的标本则存在较大难度:一方面,部分受试者的病变部位(如腹膜后淋巴结)难以实施活检操作,客观上增加了标本获取的难度;另一方面,受试者的意愿至关重要,尤其是当受试者治疗效果不佳或出现耐药时,其配合穿刺获取肿瘤组织标本的意愿往往较低,这成为标本获取过程中的核心挑战。

更为关键的是,临床标本的获取并非可替代环节。临床前研究(包括动物试验、类器官研究等)虽能为临床应用提供重要参考,但其无法完全模拟人体全身生理状态,不能替代人体临床试验,因此临床试验阶段的标本获取不可或缺;同时,定量药理学建模本身依赖于临床标本的药代动力学与药效学数据积累,分子标志物表达强度、蛋白表达水平、基因突变负荷等关键参数的测定,均需以组织样本为基础。

针对这一核心瓶颈,其破解关键在于医疗机构端的机制调整与能力建设。医院作为标本采集的主体,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临床研究协同机制,在保障患者权益的前提下优化活检流程,提升患者教育水平与知情同意质量,同时探索建立治疗失败后的再次活检激励机制。

相较于标本获取难题,其他方面的障碍相对可控。以监管层面为例,药品监管部门对"四位一体"平台服务模式总体持积极支持态度,原因在于该模式能够为监管决策提供更充分的科学依据与更完善的数据支撑,使审评审批工作更加精准高效,本质上是为监管方构建了更为可靠的技术抓手,实现监管效能的提升。从企业维度审视,"四位一体"模式同样具有显著的赋能价值——通过四方通力协作,企业能够以更经济的成本完成药物开发:起始剂量的精准确定减少了无效探索,爬坡阶梯的优化压缩了患者入组规模,临床试验周期的缩短直接降低了研发支出。综上所述,突破当前瓶颈的重心在于构建医院、企业、科研机构、监管方四方协同的标本获取与共享机制,在伦理合规框架内最大化释放临床生物资源的研究价值,为"四位一体"创新转化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Q3:如果用一句话寄语中国医药创新转化的未来,您会说什么?您最希望看到行业在未来十年发生怎样的改变?

李进教授:

若用一句话概括,我想说:2025 年是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的战略拐点——过去多年的艰辛探索与沉淀积累已渐成历史,行业正迎来创新发展的春天。当然,这一春天或许仍伴随"倒春寒"的阶段性波动,市场信心与资本环境尚需时间修复,但万物复苏的趋势已然确立,嫩芽初发的生机就在眼前。

展望未来五至十年,中国生物制药产业有望从跟跑并跑迈向并跑领跑,跻身全球创新第一梯队,但这一愿景的实现有赖于全行业的协同努力,尤其需要监管体系的与时俱进。监管政策往往天然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节奏,其传统逻辑倾向于"出现问题—加以限制"的被动响应模式;然而,面对快速迭代的创新技术,监管框架亟需从被动管控转向主动适应,以更具前瞻性的姿态拥抱变革。

以临床前研究范式转型为例:传统路径依赖动物实验,从细胞水平到小鼠、家兔、犬乃至非人灵长类,不仅成本高昂、周期冗长,且涉及动物伦理争议。而新兴技术如类器官与类人体平台的崛起,正为这一领域带来革命性突破。目前,美国已开发出整合多组织类器官的微生理系统,将心脏、肝脏、肾脏、皮肤、肌肉、神经及肿瘤类器官集成于一体化实验装置中,模拟人体内循环环境,实现药物肝毒性、肾毒性、神经毒性、皮肤毒性及抗肿瘤效应的高通量同步评估。这一技术高度仿真人体生理病理特征,有望逐步替代传统动物实验,甚至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实现"去动物化"的临床前研究模式。若类器官平台能够完整模拟人体多器官毒性反应与肿瘤响应,结合定量药理学建模,我们或可在临床前阶段即精准预测最低有效剂量与最大耐受剂量,辅以分子标志物筛选获益人群,临床试验设计将得以极致优化——仅设两个剂量组、纳入数十例患者即可完成关键性验证。这要求监管部门前瞻布局:重新审视传统大样本量临床试验的必要性,探索基于充分机制研究与预测模型的有条件批准路径,将药物研发周期从十年压缩至两年甚至更短。

这一愿景承载着深刻的临床人文关怀。作为肿瘤专科医生,我目睹过太多年轻患者在等待新药上市的过程中不幸离世,也曾反思"要以多少患者的生命为代价才能换来一个药物的诞生"。若监管科学与创新技术能够协同突破,显著压缩创新药物的研发周期,患者便能在确诊之初即获得针对性治疗,无需在漫长的审批流程中耗尽生命。这不仅是对患者的救治,也是对医者自身的守护。这既是我的期望,更是行业应当且必须达成的使命。

Q4:作为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院长,您所在的机构为中国医药创新转化的发展做出了哪些努力?

李进教授:

缩短创新药物研发周期是行业亟待突破的重要命题。基于这一战略目标,中国药科大学杨勇校长、郝海平校长与我共同发起并推动了一体化创新转化平台的建设。

这一构想的提出,源于对当前科研转化痛点的深刻洞察。中国药科大学汇聚千余名教授,产出大量高水平学术成果,但成功转化为上市药物者寥寥。究其根源,科研人员擅长靶点发现与机制研究,却普遍缺乏药物开发的系统能力与产业化经验,导致创新链条在基础研究阶段即告中断。反观欧美发达国家,其成熟的创新生态与深厚的产业基础支撑了高效的转化效率——美国以我国四分之一的人口规模,贡献了全球近半数的临床试验。这一差距深刻揭示了构建本土化、全链条转化平台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为破解上述困局,高博医疗集团联合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上海外高桥集团及中国药科大学,共同设立中国药科大学上海临床转化研究院,并依托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落地运营。该平台整合"医院-高校-产业-政府"四方资源,形成协同创新格局:医院承担临床样本采集与生物标志物研究,高校专注靶点发现与机制阐明,平台专业团队负责后续全链条开发,政府与产业资本提供基础设施与资金保障。在运作机制上,平台组建跨学科技术团队,引入人工智能辅助分子筛选,建立高通量化合物优化平台,整合化学制造与控制、药理毒理评价、分子标志物开发等核心功能,并吸纳十余家临床前研发服务机构入驻,构建高度集成的服务生态。科研人员仅需提交靶点信息与机制研究成果,平台即可承接分子筛选、结构优化、临床前研究直至 I 期临床试验申报的全部工作,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无缝衔接。

为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平台建立了创新的激励与保障机制:面向全球招募二十位领军学者,配备百名博士研究生组成核心研发团队;临床前研究费用由合作方共同承担,科研人员无需投入自有资金;I 期临床完成后,平台协助引入社会资本推进后续开发,产品成功上市后按约定比例分享收益,切实体现知识价值与贡献回报。这一机制旨在解除科研人员的经济顾虑,吸引优秀青年投身创新事业,形成人才集聚与成果产出的良性循环。

该平台秉持开放共享理念,面向全球科研人员提供接入服务,任何拥有潜在成药靶点的研究者均可提交申请,经评审通过后即可获得全流程支持。首期计划募集资金五亿元,目前已有两个项目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展望未来十年,平台致力于成功开发十个抗肿瘤新药,为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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