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延安的故事》艰苦奋斗篇 | 白手起家的大光纺织厂

1939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断绝八路军军饷和军需供应，配合侵华日军封锁陕甘宁边区，他们切断所有进入边区的渡口、要道，叫嚣不让1斤棉花、1尺布进入边区，妄图困死边区150万军民。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针对当时面临的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于是，中央将359旅从前线调回陕北，进驻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的南泥湾，一面执行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一面进行大生产。在大生产运动中，359旅在缺乏资金、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旅长王震到公勤人员、随行家属，人人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过几年奋战，粮食实现“耕一余二”，经费实现全部自给，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其中大光纺织厂白手起家的发展过程，就是359旅艰苦创业的一个缩影。

当年随着日寇和阎锡山、胡宗南、马鸿逵等军队从东南西北四方包围边区，几乎切断了所有通往延安的要道，边区军队被装相继断供，连面纱和布都不容易买到，战士们的衣服越来越少，穿的裤子两个膝盖都是大补丁，上衣的双肩也是两大块补丁，口袋破了，有的索性撕下来补窟窿。到了夏天，战士们只有一件单衣，脏了在河里一洗，光膀子等着八九成干就穿上。碰上紧急集合，干也罢湿也罢穿上就走。晚上盖的薄被，早变成了“渔网”。给伤员包扎用的医务绷带，洗了又洗，用了又用，长的变短，白的变黄，也舍不得扔继续使用，布匹短缺成了严重问题。为了解决部队穿衣盖被问题，必须发展纺织工业，359旅广大指战员遵照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指示，全力贯彻兵工制度，在大力发展工业中开始兴建纺织厂。

大光纺织厂

1940年9月，359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甘祖昌和刘韵秋奉命在绥德筹建纺织厂（当时359旅供给部在绥德）。刚开始筹办纺织厂时，既无原料，又无厂房；既无织布机，又无熟练的纺织工人，真是困难重重。为试验织土布，他们走遍绥德的大街小巷，城镇乡村，终于从一位耳聋的老婆婆家里借了一架她姥姥留下来的破织布机，又向老乡借了半眼窑洞为厂房。没有资金，就托人向一个商人赊了一捆（714斤）16支纱做经线，以战士手纺的土纱做纬线，又在359旅内部找了一个叫崔米兰的战士，他原来当过纺织工人，由他试织，就这样“噼噼啪啪”1天1夜织了1丈2尺窄面布，仔细一算，较市价便宜1/3。当这织出来的1丈2尺布送到王震面前时，他看了非常高兴，摸了又摸，连声称赞说：“老甘不错呀，我们自己能织布了。”实验的成功和王震的称赞，更加坚定了甘祖昌和刘韵秋建立纺纱厂的决心。

随后他们在旅修械所拼湊了19架小木机子，并派人到山西买了4架铁机子，梭子不好买，他们就用枣木、杏木自己雕。后经王震批准在各团选调了在家织过布的宋树仁、王福禄等20多位指战员当技术骨干，并从全旅营以上干部的公勤人员中培训技术工人20多人、徒工50多人，投资15万元购买原料，任命刘韵秋为厂长，张敞为政委（1942年朱家胜为政委），在龙王庙建厂投产，定名为“大光纺织厂”，意思是指响应党中央号召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为庆祝纺织厂建成开工，王震还亲笔题写一副对联贴在龙王庙大门上：“动手动脚，自给自足；同心同德，爱国爱民”。当时大光纺织厂辖工务股、会计股、保管股、总务股和3个排，1排为织布排，2、3排为浆纱、络线排，实现了当年筹建当年生产40码洋土大布77匹、20码洋土小布760匹、3丈6尺长的毛布6匹的目标。

1941年为了扩大生产，又从部队选调战士张德华、赵良山、王守忠、黎满收等100多人进行技术培训，并以大光纺织厂的名义通过当地政府，在绥德、米脂等县招收了李文兰、康兰英、崔凤兰、李桂兰、马秀珍、马汝庭、王凤英、郭秀英等50多名青年进工厂当工人，组织自制大的木织布机几十架，大小机子达66架，并把手拉织布机逐步改换为脚蹬织布机。随着人员和机子的不断增多，房子不够用了，战士们就自己动手挖了十几孔土窑，但新窑洞很潮湿，在里面时间一长就长疥疮。后来，就干脆在露天搭起帐篷做厂房，不过到夏天，火热的太阳经常把纱线晒得又干又脆，大把大把地断头。这样一来，不但影响了生产效率，也浪费了棉纱。后来战士们想出了一办法，就是将毛毯浸湿盖在机子上，这个办法倒是见效，但只能维持2一3个小时。直到1941年10月，纺织厂筑起了2层8眼石窑洞机房，下层5孔、上层3孔，还盖了37间平房作为工房、宿舍，这时扩大生产所需的厂房才得到了解决。而且，纺织厂还向边区政府借边币20万元，组织指挥采购员到延安、榆林、西安去赊购商人的“洋纱”，并利用敌人以为边区不会织布而不阻拦棉纱进入的机会，乘坐羊皮筏，漂过黄河，深入敌区收购棉纱，再秘密运入边区。原料的供应得到了保障，这一年产量达到40码洋土大布3051匹、20码洋土小布5293匹、3丈6尺毛布2061匹、毛毯637床、毛巾913打，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不过到了1942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看见边区老乡，大包小包地往根据地背纱，又听说边区学会织布，便立即禁运棉纱进入边区，虽然边区还能通过私商买进一些棉纱但数量毕竟大大减少，纺织厂的棉纱供应遇到极大困难。但敌人总是愚蠢的，他们以为没有棉纱就织不了布，而且陕北人不会纺纱，对于棉花就控制得不那么严。甘祖昌就适时组织人力，大量收购棉花，并提出全旅总动员，人人纺纱，得到军政委员会批准。从王震到每一个战士，不管手硬脚粗，人人都学纺纱，同时成立家属学校，集中妇女，一齐动手，不会就学，纺车“嗡嗡”地响着，雪白的棉花慢慢地变成了光洁、耐拉的棉线。手巧的一天能纺二三两一等线；手慢的也能纺出一二两二等线。后来又购置了4架弹花机、40多台纺纱机创建了纺纱厂，彻底解决了棉纱供应问题。不久纺织厂又在西山寺、文砭村增设了新厂房，凡是半塌的破窑、寺庙，征得群众同意后，都放上了机子，“噼噼啪啪”地织起布来。这个时候纺织厂的职工已经增加到400多人、织布机100多台，产品由单一窄面白布，发展到生产宽面细洋布、花格子布、斜纹布、土褡裢布、华达呢、粗毛呢、花格毛毯和毛巾等10多个产品，还利用草木灰染灰布，“黑格兰”树根煮开染土黄布，改变了布匹的单一白色。织出的毛毯和毛巾，大部分卖给边区老百姓。织出的布，除满足边区部队的军服被装以外，还以远低于市价出售给群众，深受农民欢迎，并远销佳县、清涧、吴堡和国民党统治区。120师政委关向应生病买不到睡衣，纺织厂就利用织毛巾的机子为他赶织了两件，关政委高兴地说：359旅真不赖呀，他们不仅能在南泥湾种出玉米棒子和南瓜，还能织出这么好的毛巾。我们的战士有一双多么巧的手啊！

在359旅被装供应基本解决后，纺织厂又瞄准了边区的羊毛、驼毛，提出发展毛纺业，解决冬服供应问题。于是派出大批采购员在陕北山区，在甘肃、内蒙古、山西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收购羊毛和骆驼毛；在榆林、宝鸡聘请技术人员，改造土织布机；在龙湾兴建了大光毛织厂（所）；在瓦窑堡兴建了织丝厂，月产丝巾900余条；在文砭村兴建纺织所，生产毛布和毛织品，建成了基本配套的纺织工业生产体系。呢子织出来了，毛毯、军毯、驼绒背心也织出来了。许多闲不住双手的战士，还织了毛手套、毛围中、毛袜等。冬天实现了王震训令中的要求，全旅官兵穿上了毛料服装。陕北人都说:“从来没有见过当兵的能穿上黄呢子军衣，咱们军队不简单呀！什么都行。”

1943年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更加厉害，在胡宗南“凡运洋纱，棉花进共区者，杀无赦”的禁令下，棉花供应遭到极大困难。但困难并没有难倒大光纺织厂，甘祖昌在任旅供给部副部长、部长后，提出大力向敌占区购买棉花的同时，更要大力发展棉花生产，从根本上解决棉纱供应问题。随后便在全旅选拔会种植棉花的冀、苏、豫等产棉区的指战员做指导，组织他们在延川、延长、清涧一带大量种植棉花，保障了棉花供应。大光纺织厂于1943年秋和边区纺织厂、难民纺织厂并列称为陕甘宁边区3大纺织厂，厂址由绥德迁延安甘谷驿。到了1944年，大光纺织厂织布机跃增为140台，年生产土布8753匹、毛毯约1000条、毛巾2121打，纺织产品有：格子布、帆布、斜纹布、裙子褶、华达呢等200多个品种，销往佳县、清涧、吴堡等地，为边区纺织工业作出了贡献。

当年大光纺织厂在经费、厂房、原料、技术等几乎没有的情况下，紧紧依靠边区群众，在那样一个困苦条件下硬生生地建立了起来，并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在延安时期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而在其背后支撑着的就是艰苦奋斗精神，这也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内容。当年大光纺织厂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为了抗日救国，艰苦奋斗、勇于创造。今天我们为了发展、为了强大、为了民族复兴更需要艰苦奋斗精神。当然，今天的艰苦奋斗有它新的内涵。首先它要求和体现的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DNA，是我们的文化血脉，需要我们始终自觉坚持。同时，它更体现的是一种锐意进取的创造和创业精神，而且这一点契合于现时代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单单鼓励消费，更鼓励社会主体的创造与创新。所以，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越需要保持这么一种勇于创新、勇于创业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