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忠教授是我国心脏大血管外科领域的权威专家,现任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医疗院长。他从事心脏大血管外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 42 年,曾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中心主任,并担任多项国家级学术职务,包括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亚洲胸心血管外科学会执行理事等。孙教授在主动脉外科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尤其是首创的「孙氏手术」已成为全球 A 型主动脉夹层的标准术式,在国内外推广应用达 8 万余例(来源:中国医疗器械网)。他主持并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发表了 460 余篇学术论文,主编和参编多部著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4 项、省部级奖 7 项。孙教授还积极推动胸腹主动脉瘤和其他复杂心血管病的外科治疗,带领团队完成大量高难度手术,被誉为中国心脏大血管外科的领军人物。

初见孙立忠,我仿佛触摸到了两种截然不同却又深刻交织的力量:一种,是人类心脏本身的脆弱与狂澜——那薄如蝉翼却承载奔流压力的主动脉一旦撕裂,便是生命悬崖上的惊魂一瞬;另一种,则是一个公社少年因早年目睹至亲在缺医少药中凋零,而根植于骨髓的执念——「我要学医」。
这一切,始于东北公社寒冷的冬夜,东北农村的缺医少药……命运的刻刀过早地在他心上雕琢出生死苍茫的纹路。那份痛楚没有将他击垮,反而化作了穿越黑暗的勇气,走入了医学院。
但真正让他把手术刀拥有灵魂重量的,是在阜外医院、安贞医院、德达医院的生死课堂。在那里,他一次次站在病榻前,捕捉病人无声的叹息、脉搏细微的颤抖,倾听患者家属朴素的直觉。
或许,他注定走向了那条「几近死路」的荒径——挑战心脏的「生命干线」,大血管疾病。曾经,手术台上的尝试无异于踩着深渊走钢丝,医生呕心沥血,病人血流成河。然而,孙立忠却在这一片绝境之地,躬身架桥,融合并开创了新术式。每一次指尖的精细缝合,每一次理念的创新突破,不独是技术的精进,更是对无数绝望目光的回应——那是要将那根悬于生死崖壁上的枯藤,化为坚固的生命之索。
如今,他已在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八年有余,继续着这场永无止境的搏斗,默默筑起堤坝,将更多的生命渡向温暖的彼岸。
时间流淌回 1978 年的夏天,那缕风依然裹挟着东北平原尘土和燥热的气息。伊通县一所中学的墙上,鲜红的名单诉说着一位青年的命运转折——这是恢复高考后全国统一招生首次张榜。「白求恩医科大学」几个字映入孙立忠眼帘。
猛烈的心跳,似乎梗着一团难以言说的东西——这是自己走入医学的敲门砖。
「我小时候,住在公社,缺医少药是常态。」孙立忠的声音里依然带着哽咽, 「我永远记得那个冬天,哥哥……才十二岁,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村里的大夫束手无策。」他顿了顿,目光投向窗外辽远的天空,「那场高烧只用了几天就让哥哥永远地走了。」
之后,孙立忠的母亲,身体也渐渐不好了起来。那时的孙立忠常常陪着母亲去看病,熬过一个个长夜。后来,姥姥走时的猝不及防、亲戚患病被艰难抬往县城时的喘息与绝望、童年的伙伴玩鞭炮下炸裂的右手而被截肢……
「从此,他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在田埂间追逐了。」
这些斑驳的记忆碎片聚集在一起,最终定格在了孙立忠的心中——「我要学医。」
「那时候,师范、农林、兽医和医学院的学费全免。但我们中学老师说,学农业对我们农村娃子也没太大必要……于是,我们三个同学,都选了医学院。两个去了吉林医科大学,我们入学后三个月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另一位去了吉林医学院。」
1978 年初秋的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迎新标语鲜红而耀眼。十八岁的孙立忠肩挎行囊踏入校园时,这里已然汇聚了十年浩劫后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医者。
「那时候,大学生的年龄差异很大。我还记得,很多北京在通辽下放的老知青,也考了医学院。其中,最大的年龄有三十四,整整大我十六岁!」孙立忠的眼里漾着温暖的回忆光晕。那是十年动荡后被时代压缩进大学校园的「老三届」。
「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经历过苦难,求知若渴,格外沉得下心。熄灯铃响后,常聚在走廊尽头借着夜光念书,而他们的生活经验也更丰富,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生活的技巧。」
学医之海浩瀚深邃,但孙立忠很快在实践作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那间泛着福尔马林刺鼻气息的解剖室竟成了他最爱去的地方。
「我从小爱摆弄器具做小玩意儿,」孙立忠眼含笑意,像是回到了当年第一次手握解剖器械的瞬间,「第一次动刀划开皮肤层,探入筋膜、血管与肌肉……生命的精密与秩序在手指下纤毫毕现,它就不再是冰冷的躯体,而是医学的大门,也亮了我最爱的外科。」
至今,孙立忠还记得自己大学期间,一个意义非凡的暑假——医学理论刚刚打下地基、诊断学的大门刚刚开启,他带着尚未成形的技艺回到了熟悉的公社。
故乡村西头李老汉家喜气洋溢迎来新媳妇不到半年,新人的肚子却无端鼓胀,低烧不退,村里名望颇高的老大夫把脉后挥了挥手:「八成是肝腹水,难治嘞。」李老汉家人听闻,满院喜庆红痕未褪,转眼便愁云蔽日。当老迈的医生再次摇头准备离去时,病榻上的呻吟揪扯着屋里所有人的心。
万般无奈之下,老汉突然想起了村里刚放暑假回来的「小孙大夫」——孙立忠。
新媳妇气息微弱,艰难地蜷在土炕上,浮凸的肚皮在暗影里竟透出几分骇人的油光。孙立忠凝神探查腹壁,指下的触感异常粘滞滞重,「肝硬化腹水者指间应有波动感,且多有肝掌、蜘蛛痣体征……可这位都没有。」他回忆时指尖微屈,仿佛那特殊的手感又回到了掌下,「倒是我指尖探到,像……揉着一块湿面?」孙立忠想到了可能的疾病——结核性腹膜炎!
「当时,我还只是个医学生,不敢断然下结论,于是带着病人去长春大医院。当时,一位老医生确认了我的判断,并为患者使用了雷米封链霉素,两三个月后,患者竟真的肚皮平坦,真的痊愈了!」他眼角的笑意微暖,仿佛那消息的回声仍在。
就这样,『小孙大夫』的名字像长了翅膀在乡亲们中间传开了。后当孙立忠假期回乡,都有乡亲们找他看病。这份成就感让孙立忠有了更多的自信。

医学院的 5 年,如愿毕业。
一纸毕业派遣令让他调至北京,并走入了心血管医学殿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孙立忠觉得,自己很幸运。
但,头顶令人目眩的荣光下,危机也如影随形。
回想那时,孙立忠觉得,最大的收获还是来自患者、患者家属和老师。
在患者身边学习的分量——那不止是查看报告单、听诊心率或翻阅冰冷的技术图表,而是真正在病房的光影之间驻足凝视。
「站在病床前的时间越久,你会通过病人的体温、神色、叹息等等这些无声的细节,捕捉到很多信息。」他回忆在阜外医院当住院医的日子:「当时只有听诊器、最简陋的心电图和几本卷了边的书。我们几乎贴着病人『磨』,生怕遗漏了任何信息。「
看到病人的每一次费力喘气,胸廓起伏的模样;摸脉搏变化的细微差别;感受那细微到几乎捕捉不到的心音。所有生命体征的微澜,都是无声的老师。
「而对于患者家属给我们的启发,也很多。当时,我分管一位做了二尖瓣手术的患者,心率不稳,血压异常,情况危急。」孙立忠神色凝重起来。「有天巡视病房,那位患者的父亲拦住我恳切地说:『大夫,我是水管工,在我的行业里,这种情况要么是这「泵」没力了,要么…怕是哪漏了。』」
那位父亲朴实的提醒给了团队启发。
「后来我们科室制定了新的铁律:如果术后,找不到明确诱因的低心排或循环严重不稳的病人,必须立即开胸探查!也正是这条改变,多少危在旦夕的生命,靠这最后一道关口给抢了回来。」孙立忠感慨道。
病人不是病历上的名字和病征,他们常在最痛的处境里,给医生最清醒的洞见。在孙立忠看来,患者、患者家属是现代医学的进步的基石。
「每当我们救活一个个病人,我都会想到病人和他们家人的支持。」
而医院、医学院的老师手把手的教导,更是孙立忠的一笔笔财富。他们加速了孙立忠的成长与成熟。

1989 年秋冬,年轻的孙立忠被调入儿科病区。他的心情远非初涉新领域的兴奋,而是被一种无形而沉重的铅灰色包裹着。
「病床上都是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他讲述时语调低沉,「我有八位上级医师,每一位我都用『学习』的心态跟着他们,他们风格各异,却对我都有帮助。」
那段儿科的时日,让孙立忠终生难忘。当时,很多手术还不成熟,儿童心脏手术的成功率较低,而手术又是这些患儿活下来的唯一希望。有一周,有五位患儿去世。
「最难熬的是做沟通时,有的家长只是失神呆坐,有的会抓住我的衣袖歇斯底里地哭号:『昨天他还攥着我的手笑啊!』我懂那种被剜心剔肺的痛,因为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孩子,是全部希望与未来。」
那段时间,孙立忠泪水模糊的视线,让他在夜里辗转难眠。他甚至会想——这些复杂到无解的手术不如放弃算了。
「但院长告诉我,『医生不能只凭当下艰难就放弃探路。只有踏进未知的险滩,才能为后人趟出一条生路,才能把渺茫变成可能』,今天我们的坚持,未来就能救活更多的人。「
默默坚持,努力探索,不断进步。
不久,孙立忠遇到了一位刚做了瓣膜替换不久的女患者。她突然大量渗汗、面色铁青、眼神涣散。那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值班医护也乱了阵脚:常规手段没效果,各项指标急转直下。孙立忠觉得她体内肯定有地方在大量渗漏,就像爆了水龙头的水管……唯一的生路就是重新打开胸腔探查!
当时的孙立忠还是年轻医生,但二次开胸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压力。
「主任不在场,院长也联系不上。我身边一个小我一岁的年轻医生脸色发白,非常紧张,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候患者丈夫扑通跪倒在地,抓着我的衣襟哭求救命。」
千钧一发之际,责任如泰山压顶。孙立忠感到没有那么多时间做完美预案了,当时脑中只有一个念头:「现在不救,她绝对熬不过天亮。救人要紧!」
胸腔打开的一瞬间,所有手术医生都屏住了呼吸——原来是瓣膜一处细小吻合口突然迸裂。他沉稳果断地将破口修复缝合……血压曲线缓缓向上爬行时,在场医护无不深深舒了一口气。病房外抱着孩子守候的父亲再次跪倒在地,这一次是滚烫的热泪落在地上。
那一刻,孙立忠顿悟:责任是一个医生最基础的良知。不敢担责的思考无法突破瓶颈;不敢创新的担当终究是纸上谈兵。好医生必须在这两者间筑起相生相长的桥梁。
时光如舟,将他带向更广阔的航程。90 年代后期,孙立忠挑起了开创性重担——专攻当时国内几近「死路」的大血管重症疾病。
「1958 年至 1993 年,整整三十五载光阴,阜外医院完成的大血管手术总数不过两百余台,死亡率高达 20% 以上。对病人而言,就是在死亡边缘走钢丝。」
血管薄如蝉翼却压力惊人;手术野深远如深渊;更为致命的是:主动脉作为身体的「生命干线」,一旦出问题便波及脑、脊髓、肾脏多脏器。在体外循环技术尚不成熟的年代,「医生累死累活,病人血流成河」并非比喻,而是冷酷的现实记录。
阜外医院大血管学科发展的 35 年间,历任七位科主任陆续转投其他专科,大血管领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孤岛。
为何独守绝境?医学的进步离不开坚持。孙立忠,亲眼看着数名患者术后,由于并发症导致了很多不幸……那种残缺的『活着』比死亡更令人窒息。
「和其他脏器手术不同,心脏血管手术的使命两个:修复器官形态,更要恢复器官功能。」
当时,孙立忠接任大血管外科主任时,摆在面前的几乎是一条绝路。当时,很多专家,有的一听见『大血管』三个字就眉头紧锁。
「我知道一个外科医生的成熟往往伴随着更谨慎,但我更明白——如果连大专家都踌躇不前,那些濒死的患者连最后一根悬在崖上的枯藤都抓不到!」
主动脉作为人体最大的动脉,其病变往往具有极高的危险性。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增的主动脉疾病病例数量在 10 万至 50 万之间,其中超过 70% 为主动脉夹层,特别是 A 型主动脉夹层,约 62% 至 91% 的患者在发病后一周内死亡。(数据来源:《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1》)主动脉手术不仅技术难度大,涉及多个重要脏器,且并发症和死亡率均居高不下。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在 1998 年,孙立忠将国外的主动脉象鼻手术引入中国,并在其基础上于 2003 年创新性地提出了主动脉弓替换加支架象鼻手术,后来被业内称为「孙氏手术」。手术通过设计支架型人工血管和输送装置,利用支架的自我膨胀特性封闭血管内膜口,从而重建血管,并为后续处理远端病变提供了条件。
「这个手术主要是针对那些病情非常凶险的患者,比如 Stanford A 型主动脉夹层,尤其是病变累及升主动脉和主动脉弓的情况。它把病变的主动脉弓切掉,换上人工血管,同时在降主动脉里放一个带支架的人工血管,我们叫它『象鼻支架』。这个支架不仅能重建血流通道,还能覆盖夹层的破口,减少血管破裂的风险,为后续处理远端病变创造条件。」
随着孙氏手术的推广。作为一种治疗 A 型主动脉夹层的方法,显著改善了主动脉外科手术中对重要脏器的保护和血液保护,使得手术死亡率从 20.8% 大幅降低至 5% 以下。此外,术后假腔闭合率从 40% 提升至 95% 以上,再次手术率也从 30% 降至 10% 以下。(数据来源:中国医疗器械网)
孙立忠不仅在手术技术上有所突破,他还开创了针对国人主动脉夹层的细化分型,这一分型方法在治疗策略、临床经验、长期疗效及成果方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主动脉疾病诊疗模式,并在国际上产生了显著影响。
这一术式比传统的全弓置换术更微创,减少了对降主动脉的广泛游离,术中出血的风险也降低了,而支架可以很好地支撑血管壁,术后假腔扩大或者新发夹层的概率也降低了,远期效果更稳定。
「美国应用比我们中国要晚,因为他们优先考虑手术死亡率,但很少考虑总的病死率。在大血管手术领域,我一直推广的理念是『病人不能等死』。」孙立忠自豪地说。
在孙立忠的职业生涯中,围绕临床的创新还很多很多。言语中,他很自豪,很开心,仅仅因为自己救活了很多人。

「阜外医院让我成长,安贞医院让我成熟,德达医院让我更温暖。」
在孙立忠看来,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给了自己极好的平台,让自己有了更多做医生的「圆满」。
「回头想来,我已经在德达医院八年了,也做了八年的院长。初来德达医院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空有楼宇、方向未明的项目,是我的一位校友(担任医务顾问)找到了我和黄连军教授一起探索可能性。因为在阜外医院、安贞医院几十年的深厚积累——那些在主动脉外科领域磨练出的高端技术、脏器保护策略和手术经验——于是,我们就毫不犹豫地认为在这里开展心血管外科会很有特色。」
于是,孙立忠着手组建团队,先是找到心内科专家葛均波院士,后来又邀请了天津的刘建实教授参与。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希望在医疗体制上做些突破,尝试建立一种新模式——让医生专注于临床诊疗和科研,而专业的运营团队来管理医院事务,让「以病人为中心」这句口号真正落到实处。这样医院才能真正做到「以病人为中心,同时也以医生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让更多的医生在这里拥有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在德达,孙立忠有幸获得了资本方的充分理解与耐心支持。
「资方和管理方给予了我们宝贵的空间,不追求短期回报。这使得医院的建设非常扎实,资金相对充足,还成功融合了慈善基金会、商业保险和多种医保支付体系,形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医疗生态。这让我们医生团队能更专注于救治病患,特别是大量开展的慈善项目,为经济困难的患者提供了生命的机会,经年累月完成了数量可观的手术。作为医生,正专注地救人是我的本心。」
孙立忠将在阜外、安贞磨练多年的核心临床成果和经验,系统性地应用在了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比如,多年研究的脏器保护技术,显著降低了术后肾损伤和肺并发症的发生率;对手术策略和技巧的精进(包括手术流程优化、缝合顺序改进和精细的血液管理),缩短了手术时间,尤其使复杂的二次甚至多次手术变得相对安全,大大减少了术中用血;以及在医疗器材方面(如创新的介入支架和术中支架)的应用与改良。这些硬核技术的应用,是德达成功的关键基石。
在医生培养和发展上,孙立忠尤其注重为年轻医生扫清障碍。虽然作为专科医院,医生早期专注于主动脉领域,在综合能力的宽度上可能略有局限,但在上海,他们的职称晋升有着相对畅通、公平的通道。短短几年间,团队已有数位医生成功晋升为正高职称,更有四位主治医生顺利评上了副高,这个晋升的比例和速度是非常高的,让每一位有能力的医生都能看到清晰的未来。
在阜外和安贞淬炼的「真功夫」,通过德达这个创新平台,真正服务于患者,致力于解决心脏大血管疾病患者看病难、风险高的问题,同时也让医生找回了职业的纯粹感——专注于医疗本身,为病人提供自己最好的技术与服务。
医生心无旁骛,患者自然能得到优质的救治。这,或许便是孙立忠领导下的德达医院,为医生和患者塑造的和谐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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