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共患情绪障碍的研究进展

来源：《临床儿科杂志》

作者：陆丁杰 王 瑜

作者单位：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医学部康复医学科

基金项目：波克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横向课题；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化和妇儿健康研究专项计划

通信作者：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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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丁杰, 王瑜.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共患情绪障碍的研究进展 [J]. 临床儿科杂志, 2026, 44(3): 258-263 DOI:10.12372/jcp.2026. 25e0251

LU Dingjie, WANG Yu. Research progress on comorbidity of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mood disorders[J]. Journal of Clinical Pediatrics, 2026, 44(3): 258-263 DOI:10.12372/jcp.2026.25e0251

摘要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一种慢性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其特征是与发育水平不相称的注意缺陷和/或多动冲动。情绪障碍是 ADHD 常见的共患精神疾病之一，增加了治疗的难度，对 ADHD 核心症状和预后有消极影响。本文综述了 ADHD 共患情绪障碍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评估诊断和治疗措施的研究进展，为临床全面诊断和综合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情绪障碍； 儿童

前言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起病于童年期，影响可延续至成年，特征是与发育水平不相称的注意缺陷和/或多动冲动 [1]。我国 2022 年儿童 ADHD 患病率为 6.4%[2]，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ADHD 对患儿自身、家庭以及社会等多方面产生广泛而消极的影响，ADHD 症状可以持续存在至终身，并导致严重的反社会行为与物质滥用 [3]，有数据统计表明 ADHD 患者的伤残调整生命年为 13.78/10 万人 [4]，早期全面地评估诊断及治疗可以改善症状和缓解功能。

情绪障碍指个体正常情感反应出现减退、夸大或紊乱的现象，在青少年群体中较为常见，通常涵盖抑郁症、躁狂症、双相情感障碍、惊恐障碍以及广泛性焦虑障碍 [5]，其发生受压力、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超过 65% 的 ADHD 患儿同时并发其他发育障碍、精神心理障碍或躯体疾病 [1]。共患病可致使 ADHD 核心症状加重，预后不良。共患抑郁障碍或双相情感障碍的患儿，整体功能更差，ADHD 核心症状更为严重；共患焦虑障碍的患儿，则表现出更多负面情绪与破坏性行为 [6]，最终均与不良生活结局显著相关 [7]。本研究对 ADHD 患儿共患情绪障碍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旨在提升对共患情绪障碍 ADHD 患儿的关注，改善其预后情况。

1 流行病学特征

在美国，相关数据显示，成年 ADHD 群体中焦虑障碍的共病率达 25%～50%，且 ADHD 群体的焦虑水平显著高于非 ADHD 群体 [8]。对成年 ADHD 群体精神共病的研究显示，情绪障碍、焦虑障碍分别为第二和第三常见的共患病。非 ADHD 群体中抑郁障碍、双相障碍的患病率分别为 1.2%～12.5%、0.2%～3.6%，而在 ADHD 群体中，这两项患病率分别为 8.6%～55%、4.48%～35.3%[9]。相较于非 ADHD 人群，ADHD 患者患焦虑、抑郁及双相情感障碍的风险分别是其 8.7 倍、3.5 倍和 9 倍 [10]。中国有关 ADHD 共患情绪障碍的研究指出，ADHD 儿童共患抑郁障碍的比率为 4.4%，共患焦虑障碍的比率为 15.6%[2]。然而，这一数据易受地区因素影响，不同区域焦虑障碍的共病率为 3.34%～25.49%[11-12]。另一项针对中学生群体的研究表明，ADHD 患儿群体存在抑郁情绪的比例比正常儿童高 14.8%～37.4%[13]。不同年龄段的 ADHD 患儿出现共患病的风险及类型存在差异。ADHD 患儿共患抑郁和焦虑的情况通常在 5 岁出现，且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双相情感障碍共病的高危年龄为 22 岁。同时，针对 6～11 岁患儿的研究发现，9～11 岁患儿在身心障碍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 6～8 岁患儿 [14]。国内外研究均表明，ADHD 共患情绪障碍较为普遍，且相较于普通群体，其患病率更高。

2 发病机制

2.1 遗传学因素

PTPRF 基因被认为可因突触密度降低而引发 ADHD[15]，其主要功能为调控肌动蛋白细胞骨架。小鼠实验表明，敲除该基因后，前脑中胆碱能神经元数量会减少 [16]，此为潜在致病机制。MEF2C 基因对神经元的增殖、分化、存活及突触发育起调节作用，其变异可致 ADHD、重度抑郁症等疾病 [17]。FOXP1 基因具有调节突触形成、介导语言学习与认知的功能，被认为与 ADHD 发病相关。Lozano 等 [18] 对既往报道的 FOXP1 综合征患儿（FOXP1 基因缺失/变异）研究发现，约 57% 的患儿记录有精神合并症（包括 ADHD、情绪障碍）。

2.2 病理生理学因素

2.2.1 皮质-纹状体网络  皮质-纹状体网络中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通路环节异常引起的轻度脑功能缺陷可以导致 ADHD[19]。国内有团队探究了 ADHD 儿童的焦虑、抑郁相关心理状态，发现癫痫共患 ADHD 患儿的焦虑、抑郁评分均高于单病癫痫患儿，且外周血多巴胺 D2 受体、多巴胺转运体基因表达也呈显著增高，并与情绪评分呈正相关 [20]。这表明多巴胺通路异常、ADHD、情绪障碍存在联系，多巴胺功能的失调导致奖惩机制的失效引发的一系列外化症状（包括快感缺失），可能是 ADHD 与情绪障碍的一条共有的生物化学通路。

2.2.2 纹状体-杏仁核-内侧前额叶皮层网络 ADHD 个体的情绪调节障碍源自对情绪刺激的注意定向、识别和/或分配方面的不足，这些不足与纹状体-杏仁核-内侧前额叶皮层网络的功能异常相关 [21]。功能性神经影像研究表明，ADHD 患者在期待/获取奖赏时，腹侧纹状体活动降低 [22]，而在静息状态中，腹侧纹状体与眶额叶/腹内侧前额叶皮层间的功能连接增强 [23]。纹状体涉及多种脑功能，包括信息整合、奖励学习等 [24]，腹内侧前额叶则与社会、认知及情感功能相联系 [25]。总体而言，ADHD 儿童的脑功能区连接差异与情绪问题之间可能存在关联，这种关联或受多重因素的调节。

2.2.3 神经炎症通路 神经炎症是另一种潜在的发病机制，其以中枢神经系统内小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细胞因子、趋化因子以及相关分子过程的变化为特征，通过胶质细胞激活、增加氧化应激、异常神经元发育、减少神经营养支持和改变神经递质功能等机制影响大脑发育 [26]。kokkosis 等 [27] 发现内侧前额叶皮质的小胶质细胞诱导的炎症反应在抑郁症相关的常见行为缺陷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炎症因子在焦虑、抑郁状态中起着关键作用，作用于大脑的炎症影响神经内分泌功能，是导致 ADHD 患儿较高概率共患情绪障碍发生的一条可能途径。

2.3 环境因素

美国的调查表明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儿童患 ADHD 的概率是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儿童的两倍 [28]，经济地位同时与抑郁存在显著负相关 [29]。此外，家庭养育方式、父母教育程度、饮食习惯、同伴关系都是相关环境因素，较差的父母关系、更多的身体虐待、负面/严厉的亲子互动方式及更多的电子产品接触均与更高的 ADHD 发病率、更严重的核心症状呈显著相关 [30]。除了外部环境，母孕期不良生活习性，如酗酒、药物使用不当、超重、母亲的抑郁情绪，都可能导致更高的 ADHD 以及情绪障碍发病率 [31]。

3 评估诊断

通过对疑似 ADHD 患儿开展病史询问、发育行为评估，能够明确诊断，客观症状可借助儿童行为量表、康纳斯行为评定量表、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评定量表等工具进行记录与评估 [1]。针对存在情绪障碍的患儿，可运用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儿童焦虑型情绪障碍筛查表、自我描述问卷等量表，依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的情绪障碍诊断标准实施评估诊断。相较于单纯患有 ADHD 的患儿，共患情绪障碍的 ADHD 患儿可能存在潜在家族史或不良生活环境事件。共病状态会致使 ADHD 核心症状呈现不同表现，统计数据显示，共患焦虑的患儿相较于单一 ADHD 患儿，存在更为严重的注意缺陷症状，且冲动行为水平更低 [8]。共病状态具有不同的特征性症状，例如共病焦虑会出现坐立不安，共病抑郁会出现社交退缩、快感缺失、精神运动迟缓及自杀念头 [32]。辨别情绪问题源于情绪障碍还是 ADHD 伴随症状，是明确是否存在共患病的关键。

近些年有许多新型诊断工具正在涌现，如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NIRS）、脑电图（EEG）等。fNRIS 可以监测脑部氧合血红蛋白浓度，国内团队发现 ADHD 患儿的左侧前额叶皮质氧合血红蛋白浓度较正常儿童偏低，且 ADHD 患儿左侧脑皮质激活明显低于右侧 [33]，另有团队发现在抑郁患儿中，右侧颞叶氧合血红蛋白浓度低于正常儿童 [34]。研究表明，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分析基于连续心理任务的脑电图可识别 ADHD 儿童，准确率达 98%[35]。在抑郁识别中结合 EEG 与 fNIRS 的双模态融合研究亦已开展，这些无创客观指标将在 ADHD 共患病的识别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4 治疗措施

ADHD 共病情绪障碍的干预旨在减轻核心症状，最大程度减少功能损伤，提升生活、学习及社交能力 [1]。首先应缓解最严重、对生活影响最大的症状，可选能同时治疗 ADHD 与共患病的方式。根据是否用药分为非药物干预与药物干预两类。前者可进一步划分为心理社会干预、营养与运动以及数字虚拟疗法。

心理社会干预主要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借助社会学习和认知行为调整以缓解核心症状 [36]。国外研究表明，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干预项目能显著改善情绪障碍青少年的焦虑、ADHD 核心症状、生活质量和家长心理健康等 [37]；对于 ADHD 共患焦虑的儿童，应用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的行为疗法可同时减轻 ADHD 核心症状与焦虑状况 [38]。

营养与运动包括健康饮食和有氧锻炼。当前建议的膳食包含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全面微量营养素补充剂以及避免食用色素添加剂/防腐剂 [3,36]。关于运动，研究表明体育锻炼能提升 ADHD 儿童的专注力与执行能力 [39]，同时明显增强愉悦感及左背外侧前额叶的氧合血红蛋白含量，并缓解焦虑状况 [40-41]。合适的有氧锻炼可作为低成本的辅助治疗方法用于共患病的 ADHD 儿童。

数字虚拟干预主要依托移动设备程序、虚拟现实（VR）游戏等载体。Kollins 团队利用类似电子游戏的元素来提升注意力和认知控制，获得了良好效果 [42]。一项 VR 结合运动游戏的研究显示，VR 运动游戏能提高情绪唤醒度、优化特定认知表现 [43]。数字虚拟技术的出现使低成本、易推广的干预成为现实，其可与运动、行为疗法结合，开发一套适合共患情绪障碍的 ADHD 儿童的互动程序，或许能在降低开销的同时，让针对性干预融入日常活动。

药物治疗可分为 ADHD 治疗药物、情绪障碍治疗药物以及新型药物。ADHD 治疗药物包含以哌甲酯为代表的中枢兴奋剂和以托莫西汀、可乐定为代表的非中枢兴奋剂。已有动物实验显示，单独使用哌甲酯对阿尔茨海默病小鼠模型具有抗抑郁作用，但可能加剧焦虑行为 [44]。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内，与哌甲酯相关的不良反应中，焦虑位列第七 [45]。托莫西汀的研究表明，对于 ADHD 合并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该药能同时缓解 ADHD 及共患病症状 [46]。情绪障碍治疗药物包括地西泮类抗焦虑药，以及文拉法辛、氟西汀、舍曲林类抗抑郁药等 [47]。用药原则基于治疗严重性、首发障碍，优先选择针对共病相似机制的药物。新型 ADHD 药物如赛他发定、右哌甲酯、维洛沙嗪等正处于探索阶段，其中维洛沙嗪作为二环抗抑郁药，对共病疗效的研究尚待深入。联合使用 ADHD 药物与情绪障碍药物也是一种治疗方式。现有证据显示，在成人 ADHD 合并抑郁障碍中，哌甲酯与选择性血清再吸收抑制剂联用相比单用哌甲酯，未明显增加不良事件风险 [48]。

ADHD 儿童共患情绪障碍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对功能、预后影响大，同时其背后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基因、生理、环境等机制，需要全面地评估和干预，目前有诸如数字干预、维洛沙嗪等新型干预疗法，药物结合非药物的综合干预疗法。未来可以继续研究两者共患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开发更全面、更敏感的评估工具，探索更加多样化的治疗手段，最终改善患儿的预后、提高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