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个特征的慢乙肝人群，更易患肝癌！

来源：派来帮您

我国肝癌现状

我国是全球肝癌负担最重的国家，每年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占全球近一半。2022 年数据显示，肝癌发病率位居我国恶性肿瘤第四位，死亡率仅次于肺癌，位列第二。

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我国肝癌患者确诊时肿瘤平均直径达 6.7 厘米，而美国仅为 2.3 厘米—这一差距背后，是早筛早诊体系的薄弱，导致多数患者确诊时已错过最佳治疗窗口。

从病因看，乙肝病毒（HBV）感染是我国肝癌的「头号推手」——92% 的肝癌与 HBV 相关。这意味着，针对 HBsAg 阳性人群的早期筛查与干预，是防控肝癌的核心环节。

肝癌的发生是内外因交织的结果：除了病毒因素以外，长期负面情绪可能抑制免疫系统，遗传易感性则让部分人更易「中招」——例如 65 岁以上人群癌症发生率为 8%，百岁以上人群升至 32%；同卵双胞胎中一人患癌，另一人风险显著升高，均印证了年龄、遗传与肝癌的关联。

家族史推着慢乙肝患者走向肝癌

肝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遗传病，但肝癌家族史却如同肝癌的「隐性推手」。我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22 版）》明确指出，年龄＞40 岁、男性、合并肝硬化、有肝癌家族史或 HBV 病毒高载量的慢乙肝患者，均属肝癌高危人群。

Meta 分析显示，有家族史的慢乙肝患者肝癌发生风险是无家族史者的 3.58 倍，是普通人群的 30 倍左右。根据肝癌发生风险分层，慢乙肝患者只要存在肝癌家族史，就可能成为肝癌高危或极高危人群。

肝癌的家族聚集性还表现为发病年龄逐代提前—有家族史者往往比散发患者更早罹患肝癌，且随遗传代数传递，年轻化趋势明显。

这种家族聚集现象的背后，有三重致命机制：

01 病毒「同源」陷阱：家族内 HBV 感染常为同一病毒株，相似的病毒基因型可能导致更一致的肝损伤路径；

02 长期感染的累加效应：家族内感染者病程更长，更易出现反复炎症，且病毒 DNA 更易整合到肝细胞基因组，诱发基因突变

03 遗传易感性的内在驱动：特定基因突变（如抑癌基因异常）或表观遗传改变可能在家族中传递，使肝细胞对病毒致癌作用更敏感。

如何降低肝癌风险？

对于慢乙肝合并肝癌家族史的人群，抗病毒治疗是降低肝癌风险的核心手段。指南明确建议：只要 HBV DNA 阳性且有乙肝肝硬化或肝癌家族史，无论肝功能指标（ALT）是否正常，均建议进行治疗。数据显示，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慢乙肝患者 40%-60% 的肝癌发病风险。

现有大量数据显示，核苷（酸）类似物（NAs）单药治疗可使肝癌风险降低 50%，但 5 年累积发生率仍约 7% 左右，未能实现 HBV DNA 转阴（如低病毒血症）的患者，肝癌风险更高（18.8%），这提示我们提示单纯抑制病毒复制尚不足够。

聚乙二醇干扰素α（PEG IFNα、长效干扰素）的应用带来突破。

中国台湾研究显示，长效干扰素治疗可使肝癌风险降低 90%；瑞金医院研究证实，无论整体人群还是肝癌高危人群，基于 PEG IFNα的治疗在降低肝癌风险上均显著优于 NAs。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PEG IFNα治疗可以极大降低慢乙肝患者肝癌风险，5 年内肝癌风险低于 1%。

这种差异源于作用机制的不同：NAs 仅抑制病毒的复制，而 PEG IFNα不仅激活肝细胞抗病毒蛋白，更能通过上调免疫细胞功能重建免疫监视—这种「抗病毒+免疫调节」的双重机制，使其在肝癌预防中更具优势。临床中，NAs 与 PEG IFNα联合可发挥协同效应：前者快速降病毒，后者通过激活身体免疫，实现肝癌风险最大化控制 [1]。

走出「家族史 = 宿命」的误区

需要明确的是，肝癌并非遗传性疾病，但其家族聚集性提示特定人群需更积极的健康管理。遗传易感性只是增加了患病「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对有肝癌家族史的慢乙肝患者而言，家族史不是「枷锁」，而是早期干预的「信号灯」。随着医学进步，从单纯抑制病毒到抗病毒+激活免疫的治疗升级，正让更多慢乙肝肝癌高危人群远离肝癌。

肝癌防控的战场，不在确诊之后，而在更早的关口。对高危人群而言，重视家族史传递的风险信号，主动拥抱科学复查与规范治疗，就能让自己与癌变之间筑起一道关键防线，守护自己与家族的肝脏健康。

图片来源：讲者幻灯

参考文献：

[1] 李明慧. 肝癌家族史慢乙肝人群肝癌发生风险及治疗. 第十三届全国疑难及重症肝病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