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所有医务工作者
2019年的一天，查房时，15岁的小豪（化名）拉着唐喆的手说：“叔叔，我想活！”已为人父的唐喆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唐喆送他一只长颈鹿玩偶，轻声说：“长颈鹿脖子很长，你的生命也是。”从那以后，小豪走到哪儿都带着它。
谁能想到，几年前，他还是几个大人都按不住的“小魔头”——故事要从更早说起。2009年，小豪5岁，因家人均为医务工作者，给他做了一次检查，结果意外发现肝脏里长了6个肿瘤，最大的直径6公分，确诊肝癌。跑遍全国各大医院均被告知无法治疗，最终找到唐喆。
唐喆
没有退路，只能硬闯。从5岁到20多岁，小豪前后经历了十多次消融手术，每一次都是在绝境中找路，每一次唐喆都顶着压力，在影像上一点点“抠”出残存的病灶。母亲说，当初盼着孩子能上完小学就是胜利，没想到他上了初中、高中，后来竟顺利读完了大学。期间肿瘤多次复发，唐喆一次次为他手术，甚至在最危险的心脏旁病灶也成功消融。
前不久，小豪回来复查，和唐喆合了张影——照片里，他的个子已经比唐喆还高了。母亲红着眼眶说：“如果当时放弃，就什么都没有了。
一张白纸上的处方
这个故事，唐喆讲了二十多年。每次讲，还是会动情。如今，他已从一名普通的外科大夫成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副院长。
唐喆出身医学世家。爷爷是国家级名老中医，父亲是耳鼻咽喉科医生。
“我从医最大的影响来自爷爷，他经常在家里免费为一些患者看病。”唐喆回忆，家门口的桌子旁，爷爷总在认真地给邻居和朋友开方——没有处方笺，就写在白纸上，签上名字，叮嘱患者去哪个医院转方。父亲也常义诊。这些画面刻进了一个少年的心里：“这个职业能够帮助很多人。”
真正走上这条路之后，他才发现读医有多苦，但最苦的不是读书本身，是找到方向。
“大事”与“小事”
1999年，唐喆进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简称“浙大二院”），师承彭淑牖、彭承宏、吴育连三位知名专家。年轻气盛的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做“大事”——大的手术、困难的手术。导师彭承宏把他叫过去谈话，听他说完滔滔不绝的理想，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你先从最基本的做起。
彼时，彭承宏敏锐地意识到，肝癌复发转移是当时我国患者死亡的主因——手术做得再好，半年一年后仍可能复发，反复开刀对患者伤害巨大。当时他刚从美国回来，看见了一样新技术——肝癌消融手术。肝癌消融是一种通过物理或化学手段直接破坏肿瘤组织的微创治疗方式，不开刀，用一根针，就能把肿瘤“烧”死。当时国内没有人做。他鼓励唐喆钻研这项技术。
年轻人心里不情愿，“当时我认为微创是小事，做大的手术才是大事。我跟老师说，我不愿意做这些小事。”
彭教授跟他说了句话，唐喆记了二十多年：
“什么叫大事？让患者活得更长、更好，才是大事。”
手术切除、化疗、放疗，这些都是“now”。消融是“future”。
于是，1999年，当国内几乎无人涉足肝癌消融时，唐喆在老师的支持下，从动物实验开始，在那些做完肝脏移植实验的猪身上练习，做了无数次实验。国内没有教科书，没有文献，他去翻阅了大量的国外论文。同年10月，他完成了浙江省第一例肝癌射频消融手术。
信任的力量
1999年的秋天，浙江大学的一位女老师找到唐喆，自愿成为肝癌消融技术的试验者。肿瘤两公分，不算大，但唐喆做了四个小时——只消灭了一半。当时，彭承宏、吴育连、方河清三位专家就坐在唐喆背后，为手术保驾护航。“没有三位老师坐在边上帮我看着，以我当时作为一个小医生的胆量，可能还不足以去做这个尝试。”唐喆坦言。
患者一个月后复查，发现另一半还在。年轻的唐喆满怀愧疚地去看她，患者却说：“唐医生没关系的，我知道你也是第一次。如果做得不好，我不会怪你，你再给我做一次。”
“如果没有她的信任，我可能从此不敢再碰这项技术。”二十多年后，坐在浙大四院的办公室里，唐喆说起这件事，眼神里依然有光。第二次术后患者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小便里有点出血，患者躺在病床上对护士说，不要去告诉唐医生，他会难过的。
后来患者肠癌又在直肠边复发，他又做了第三次——这是他做的第一次肠道旁消融，怕肠穿孔，老师在边上指导，他们用冰水灌肠的办法完成。
这个患者至今仍健在，二十多年来，肿瘤指标一直正常。
唐喆把这故事放在心里很久很久，“每当我碰到困难、挫折，就会想起老师的支持和患者的信任。”
把“弹弓”变成“狙击步枪”
二十多年来，唐喆完成了上万例肝脏肿瘤切除和消融手术。但他从不止步于“做得多”。
早期消融靠经验“瞄准”，像用弹弓打鸟。唐喆引入数学建模法，把肿瘤三维重建、放大——“把一片树叶变成芭蕉叶，打起来就准了”。如今他正研究人工智能辅助消融。
“彭淑牖老师教会我一件事——真正的外科医生要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让大家都能做。”唐喆说，“就像某一种武功20年才能练成，不是好武功。花半年能练成的，才能帮到更多人。”
他的比喻生动而精准：“一座房子里有坏人，有人质。以前一脚把门踢开救人，房子可能损坏，人质可能受伤。后来用腔镜，开个小口。现在的消融，就像远处一个狙击手，通过瞄准镜放大，一枪致命，房子、门窗、人质都不会损伤。”
等待是最大的成本
2021年，唐喆来到义乌，入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后担任副院长。
彼时医院年门诊量185万，如今已突破266万，增幅超过40%。普外科手术量从2000多台跃升至8000多台。“一个人力量有限，但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就能获得很大的进步。”
“义乌真的是一块热土。”唐喆感叹，“这里的人时时刻刻在创新。”做医生也应如此，不惧困难，时刻创新。
“这里的同事都有非常大的工作热情。”唐喆分管人事工作，在党委书记王凯的带领下，2025年以来该院引进了20多位专家，很多人担任科室主任或学科带头人。“在我们眼中，贵重的不是上千万的设备，而是人。”
对于新技术，行政部门的理念是“主动服务”。一位医生要开展新技术，所有部门围着他转，而不是让他跑来找行政部门。不到一周，新技术报批的所有手续都办好了。这位医生说，从来没有想到一家医院做事能这么快。
唐喆常引用形容义乌发展经验的十二个字——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义乌从贫瘠到繁荣的密码，更是一种敢闯敢试的行动哲学。而义乌带给他的另一个深刻启示是：时不我待，等待是最大的成本。
他常以自己的经历作注：当年做第一台消融手术时，没有超声引导，没有专用手术室，连收费流程都困难重重。正是那种“不等万事俱备、先迈出一步”的决断，才让后来的突破成为可能。
“中国医疗技术”出海
这种实干精神，不仅改变了浙大四院的发展节奏，也把唐喆的目光引向了更远的地方。义乌本身就是一座“万国商城”，街头巷尾的外商让他时常思考：既然中国的医疗技术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为什么不主动走出去，让更多国家受益？于是，他带领团队将“中国医疗技术”拓展到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2025年，唐喆带领团队去了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在孟加拉国，他们完成了该国首例腹腔镜下肝癌切除联合消融术和首例经皮肝癌射频消融手术。在乌兹别克斯坦，连续奋战6小时完成3台手术，包括该国首例肝癌射频消融微创手术。手术中使用的射频消融设备都是“中国制造”。一位乌兹别克斯坦小伙——顺利接受手术的75岁患者的儿子，曾热泪盈眶地拥抱唐喆医生，送上真挚的感谢，“谢谢你们救了我母亲一命！”
图1乌兹别克斯坦手术演示、图2孟加拉手术
他想把中国的技术、产品、方法、文化带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我们中国医生的手术量远远大于国外同行，技术绝对不逊色，”唐喆说，“但我们的技术、产品、方法，还没有辐射到周边国家去。”
浙大四院去年接诊了来自188个国家的2.65万名外籍患者。这些在义乌经商的外国人，有的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
“我们不仅服务好本国人民，也可以把我们好的东西传到国外去。”
孟加拉女医生来华求医 治疗肝癌
一万例手术，一颗初心
现在是2026年的初秋，距离那台持续了四个小时的手术，已经整整27年。
1999年，年轻的唐喆第一次主刀肝癌消融，四个小时的努力，只消灭了肿瘤的一半。他没有忘记那场失败，也从未停止从每一次不完美中站起来——这比一个从不失手的医生，更让人信任。
27年间，肝癌消融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被应用于成千上万台手术。曾经耗时四小时的手术，如今十分钟就能完成。唐喆也从那个笨拙的年轻人，成长为中国肝癌消融领域的先行者：从浙江省第一例起步，到累计超万例手术；从一把粗粝如“弹弓”的旧器械，到精准如“狙击步枪”的新技术；从杭州到义乌，再沿着“一带一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但他始终有一颗不断学习、与时俱进的心。他总记得恩师们的言传身教。彭承宏曾对他说：“让患者活得更长、更好，才是大事。”如今，唐喆把这句话原原本本传给了自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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