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的超声科室里，光线总是昏暗的。这是为了让屏幕上的黑白影像更加清晰。影像科主任李欣坐在机器前，手中握着探头，涂抹着凉丝丝的耦合剂，在患者的胸壁上游走。
对于外行来说，屏幕上闪烁的扇形图像是一团令人困惑的迷雾，但在李欣眼中，那是正在跳动的生命核心。她喜欢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超声工作：「就像切苹果。」
「苹果如果是圆的，怎么切都能切成一半。但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苹果，更没有两个相同的脏器。」李欣说，「我想看到的那个『苹果籽』，也就是病灶，必须在我切的那一刀里。」
这不仅是技术的博弈，更是一场关于解剖学、空间想象力与临床直觉的心理战。
01 惊险三分钟：超声下的精准判断
晚上 8 点，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门口，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至，车上是一名从宁波转运来的 40 余岁男性。他是一位小学老师，在机场蹲下换鞋时突发剧烈胸痛，晕厥后被紧急转运于此。
患者被推进检查室时，人已经失去了意识。正在做超声检查的李欣眼看着病人瘫软在检查床上，血压骤降至 40 多。在场的医护人员心里都闪过同一个念头：心脏「破」了——这名患者很可能突发主动脉夹层破裂，导致心包填塞——这通常意味着终局。
「确定是破了吗？」外科医生问道。
李欣手中的探头在患者胸壁上快速而稳定地滑动。在那个昏暗的房间里，她是所有人的眼睛。
「没破！心脏没破！」李欣的声音冷静且笃定，切断了弥漫在空气中的绝望情绪，「再给我一点时间。」
每一秒都在流逝。李欣的大脑在高速运转，既然没破，为什么会休克？探头转向右侧，屏幕上闪过一道异常的血流信号——右冠状动脉撕裂。
「是右冠撕了导致的大面积急性心梗，引起右心衰竭和脑缺血。」三分钟后，李欣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还有机会！快进手术室！」
外科医生没有迟疑，立刻开胸。打开心包的那一刻，心脏已经停跳，但正如李欣所言，没有积血，没有破裂。经过紧急按压和心包填塞，心脏复跳了，患者最终活了下来。
2025 年是李欣在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工作的第九年。在这里，类似的惊心动魄并不罕见。作为超声科主任，她不再只是那个坐在机器后面出具报告单的「辅助科室医生」。「中国的超声科医生既是技师又是医生，所以我们既得扫图，还要出报告，有诊断的权利。」李欣解释道。很多时候，她是外科医生手中的导航仪，是帮助手术刀走向的关键坐标。
然而，如果把时间倒推回九年前，李欣可能无法想象自己会拥有如此确凿的判断力。那时的她，正站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满脑子都是问号。
02 从困惑到通透：跨越超声与临床的鸿沟
2016 年，李欣做出了一个令同行不解的决定：离开工作了十几年、拥有稳定编制的公立三甲，加入当时刚刚筹建的上海德达医院。
在体制内，李欣已经是一位资深的超声医生。但她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窒息感——不是因为工作量，而是因为认知的断层。
在当时，公立医院高度细分的流水线作业中，李欣要完成定岗、定量的检查，但她看不到临床病历，看不到 CT 和核磁图像，更无法追踪一个病人从术前、术中到术后的全过程。她对自己的检查结果有许多疑问，却无从得知答案。一次，她听见了超声科主任与外科主任对话。「咱俩没有共同语言。」那位心外科主任直言不讳。超声医生看到的是二维切面上的回声，外科医生看到的是打开胸腔后的解剖实体。两者之间，似乎隔着一道由于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巨大鸿沟。
然而，李欣不想做一个只会「看图说话」的技师。她积攒了太多的疑问：为什么超声看到的影像和手术发现对不上？那堵「墙」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直到 2016 年，一个消息在心血管界传开：孙立忠、葛均波、黄连军、刘建实——这四位国内心血管界的泰斗教授，将组建一个新的心血管医院。
对于李欣来说，这是一个近乎奢侈的诱惑。「这是中国心血管界的『梦之队』。」李欣说。她在安贞和阜外医院进修时，即使和这些医生们配台，她也「不敢说话」。
后来，周围人知道李欣要加入德达时，都问她「能行吗」，她说：「我不求别的，我只求能跟大佬们学习，给那一脑子的问号都找到答案。」
03 福尔摩斯式的洞察：揭开疾病真相
来到德达的最初几年，李欣像一个重新入学的医学生。
为了填补超声影像与真实解剖之间的鸿沟，她频繁出入手术室。她也终于有机会，了解问题的全貌，她能从患者问诊检查开始看超声，一直到手术室站无影灯的边缘，外科医生「开皮」直到最后的缝合。
起初，她问的问题在外科医生看来非常幼稚。「你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院长孙立忠有时会开玩笑。她记下手术过程，回到家，她甚至买来猪心，模仿手术刀的路径，一层层切开，去观察瓣膜的厚度、血管的走向。她试图理解，当超声探头从不同角度切入时，那些黑白的像素点对应的是哪一块肌肉、哪一根血管。
她学习看 CT，看核磁，看 DSA 造影。那堵墙被一点点推翻。
「大概到第三年，我突然通透了。」李欣形容那种思路通畅的感觉。
当她再次坐在黑暗的超声室里，看着屏幕上闪烁的扇形图，她的脑海中自动浮现出了立体的解剖结构。她不再是「切苹果」碰运气的检验员，而是一个在大脑中构建三维模型、拥有临床思维的医生。
这种能力的提升，让她拥有了某种「福尔摩斯」般的洞察力。
曾有一位 20 余岁的年轻女性患者，在外院被诊断为重度冠心病，左主干血管 95% 狭窄，并植入支架。「这么年轻的姑娘，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冠心病？」李欣看着病历，心中升起巨大的疑团。以往，冠心病多发于中老年人，且伴随高血脂、吸烟等风险因素，在这个年纪出现如此极端的病变极不合理。
「是不是有其他问题？」李欣没有局限于心脏，而是果断换了一把探头，开始扫描患者的颈动脉。果然，屏幕上的影像证实了她的猜想：患者的头颈部分支血管存在多处重度狭窄和闭塞。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冠心病，而是大动脉炎——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04 希望这里成为最后一站：医者的终极责任
李欣常说，超声医生不能做机器人。「如果你只是冷冰冰地说『躺下、拉衣服』，那你和机器有什么区别？」涂抹耦合剂的那一刻，也是建立信任的开始。
在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李欣遇到了大量马凡综合征患者。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结缔组织疾病，患者通常身材高瘦，却背负着随时可能破裂的主动脉。
一位年轻的马凡患者，23 岁时来到德达。她的母亲也是一位马凡患者，还患有乳腺癌，彼时没有治疗意愿。做检查时，她小心翼翼地问李欣：「医生，做完手术我能坐飞机吗？」女生说，此前医生告诉她，自己不能坐飞机了，但她还是想到处看看。
李欣看着她的眼睛说：「可以的。我们有些病人 EF 值（射血分数）只有 20 多都坐飞机来，你为什么不行？」女生听后，非常开心。
几年后，女生再次出现在诊室，她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气质截然不同。她告诉李欣，她不仅看了世界，还遇到爱情，虽然有风险，但生下了健康的宝宝，孩子没有遗传马凡综合征。她的母亲也因为她的好转看到了希望，接受了治疗。
「我们希望成为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最后一站。」李欣在采访的最后这样说道。
这句话里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绝望中的希望，许多「走投无路」的疑难杂症患者在这里找到了转机；二是作为医者的终极责任，既然到了「最后一站」，就没有退路，必须努力给出答案。
现在的李欣依然每天坐在那个光线昏暗的房间里。24 年前，她捧着一本 1987 年出版的英文教材，试图弄懂心脏为什么会有「城墙垛样改变」。9 年前，她带着一连串的问号，惶恐地加入了一支「梦之队」。但如今，她不再困惑。因为她知道，屏幕上那颗跳动的心脏背后，不仅是解剖结构，更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他们想要延续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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