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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村:解决号贩子问题要提高挂号费诊疗费

3 月 5 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

刘玉村:解决号贩子问题要提高挂号费诊疗费

3 月 5 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医院保安辞职当「号贩子」

「有的『号贩子』都能住别墅了,但是我们医院却背负了特别大的骂名」,刘玉村说,「医院的保安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当保安不挣钱不如当『号贩子』,他在当保安期间摸清了医院所有的规律,然后辞职了,变成了『号贩子』,所以保安和『号贩子』很难不勾结,各家医院都有这种现象。」

「医院的保安都是社会外派的合同工,招标进来的人,不是医院的人,医院的工作纪律约束对他起的作用有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保安对号贩子视而不见,那是因为我们管控不了。」刘玉村说,「当然一旦我们发现就会通知保安公司将他开除,但教育严打是一方面,并不能根治,根本还得通过改革解决供需平衡的问题。」

大医院挂号并没有那么难

「北大医院和协和医院普通号就那么难挂吗?不是。」刘玉村说,「在我们医院,有很多医生坐一上午没几个病人」。他进一步解释,「医生的知名度不够不代表他的水平真的就不行,他是北大医院的水平,但就叫普通号,所以没人挂。」

「所以老说看病难,但是到了大医院未必哪个科的号都难挂,难只是集中在了某些人某些科上,这个难是相对的;而绝对的难可以通过分级诊疗、计划诊疗的办法来解决。」

刘玉村举例说,「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病人看病都是有计划的,先看谁后看谁,一步一步排地很清晰,但是咱们的老百姓看病最自由,想到哪个城市、想到哪个医院、想找谁完全自由,一边是高度计划的专家——就几天挂几个号,另一边是非常自由的病人群体,这种计划和自由之间必然不匹配,所以号贩子才应运而生,甚至说他们满足了这种需求。」

刘玉村评价北京市针对「号贩子」出台的专家团队政策,「北京推出了 15 个专家团队的挂号,专家变成团队了,比如患者挂的凌风团队的号未必能见到凌风教授本人了,但是我支持这种办法。」刘玉村说,「30 年前病人看病只有看不了的病才逐级往上找高级别的大夫,只有医生更懂得病人,而不是病人更懂得医生。这个政策符合病人就医、大夫看病的规律。」

要提高挂号费降低药费

刘玉村认为,儿科等医生稀缺是因为价格和价值失调,他提出药品和服务价格「三升三降」的建议:

大幅提高挂号费。「既承认了医生的价值,同时也设立了一个门槛,比如那些慢性病,用不着来北大医院看病的病人就别来了。」刘玉村说,「保守估计现在 300 万门诊量里有至少 100 万人次是没必要来的,但是北大医院挂号费不贵,取药方便,服务便捷,他为什么不来?如果提高挂号费,门槛稍微高一些,自然就挡住了一部分人。」

提高住院费、提高床位费。「北京 28 块钱的床位费实在是太低,如果涨到三星级宾馆的价格水平,147 块钱 1 天的话,这个病人就不会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原因滞留在医院了,提高了病房使用率。」

提高手术费。刘玉村称,「举个实例,现在一个胃癌手术 1000 多块,医生护士麻醉师 6 个人,就 1000 多块钱。合理吗?所以要提高手术费」。

药费降下来、导管支架这些器材费用降下来、CT 核磁检查费降下来。「这样就平衡了」,他说。

提升医疗行业薪酬需要靠改革

「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的报告,中央政府和市级政府都非常重视,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都有,但是虽然每年都提,却没有『抓手』。」刘玉村说,「不可能说把医生的工资按照大家的期望定的那么高,像加拿大大学教授是普通教授的三到六倍这样,在中国现在不可能实现,只能通过改革。如果医院有了比较好的收入结构,政府又给了医院自主权,我们这些医院的管理者就有办法来调整我们内部的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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