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生存与命运」一位医者眼中的医患观

生命最宝贵,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成就,在战争年代的战场是,在和平年代的医院同样也是。

最近,一位年青医生在微信群里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家属对我说:『病好了我们感谢,病情变化我们就有情绪,家属有情绪是正常的。』头一次听家属这么说,感觉好怪。」  

家属有情绪是正常的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给年青医生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自前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著作《生存与命运》。这部前苏联的「禁书」,在作家去世 16 年后才得以出版,被誉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也被称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杰作。

这部史诗般的巨著对命运、对生存和死亡都有深刻剖析。我这里想介绍的仅仅是 135~139 页中对患者、家属、医生和护士几个人物命运的描写。

患者:托利亚,25 岁,苏军炮兵中尉。在斯大林格勒战场受伤,转送到后方一家营级部队医院。手术后 5~6 小时死亡。

家属: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患者托利亚母亲。

医生:迈泽尔博士,主刀医生。

护士:捷连季耶娃,负责术后护理。

术前病情评估:重伤,有生命危险。

手术风险:该医院任何外科医生都没有做过这种手术,只在 1941 年美国军事医学杂志上报道过。是否做该手术,医院有不同意见。

医患沟通:迈泽尔博士同患者进行了一次坦率的长时间谈话,解释了病理生理过程,坦率告知手术风险,并坦承手术决定有的外科医生有质疑。但是,患者经过思考后,同意手术。

手术过程:上午十一点开始,下午三点结束。医院院长和其他医生观摩了手术过程,评价「手术非常出色」。迈泽尔博士正确解决了当时突然出现的、在文献中未曾预见到的困难。手术过程中患者状况满意,脉搏正常有力,没有停搏过。

医生的敬业精神:主刀医生迈泽尔博士年老体胖,因为精神过度紧张,手术中出现心绞痛症状,不得不中断手术几分钟,服用戊酸薄荷脑脂,症状缓解后坚持完成手术。术后,迈泽尔博士便心绞痛剧烈发作,反复注射硝酸甘油才缓解。用护士的话说,「迈泽尔博士给中尉(患者)一张生存许可证,自己却差点送了命。」

护士术后监护:兢兢业业。

患者死亡后护士的反应:「我的宝贝人儿啊,你可是我的心肝肉儿啊,你抛下我们要上哪儿啊?」

家属的要求:家属是患者死亡后到达医院的,提出下面几个要求:(1)告诉儿子的墓地;(2)想同主刀医生迈泽尔博士谈谈;(3)请求与护士捷连季耶娃见面;(4)请求保留儿子的遗物留作纪念。

家属同护士见面场景:护士陪同患者家属站在单间隔离病房门口,注视着依然空着的那张单人床。护士捷连季耶娃一直陪患者家属并排走着,不时用手帕擦擦鼻子。

家属同医生见面场景:迈泽尔医生向尼古拉耶夫娜率直叙述了手术的全部过程,也谈到了术前有外科医生反对手术。迈泽尔谈道,他对患者(托利亚中尉)有着一种几乎是父亲般的温情。他说,「我尽了一切可能,但结果却是我的双手加速了他的死亡,而未能战胜它」。

尼古拉耶夫娜明白,迈泽尔所说的一切都是实情。但是,谈话本身又有一种令人压抑的沉重感,因为她感到外科医生想见她并不是为了她,而是为自己。这引起了她对迈泽尔的反感。

同迈泽尔医生道别时,尼古拉耶夫娜说她相信迈泽尔为了拯救她儿子的生命尽了他的一切努力。但是他喘不过气来的情绪让尼古拉耶夫娜感觉到,她的话给他带来了轻松感,并且再度明白,他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权从她那里听到这些话,才想与她见面的。

她心生责备地想:「难道还应该从我这里得到宽慰吗?」

我想,当每一个医生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都会像迈泽尔医生一样,喘不过气来的。迈泽尔医生像父亲对儿子一样爱着自己的患者,顶着同行的压力施行难度极大的手术,并因为发作心绞痛差点丢掉自己的生命。患者死亡了,作为主刀医生内心的痛苦谁能知道?他想从家属哪里得些许安慰,来缓解自己的痛苦,难道过分吗?

但是,这点小小的安慰实际上迈泽尔医生并没有得到。不但没有得到,还引起了家属的反感。

「病情有变化,我们有情绪」是家属的权利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前苏联的一位知识分子女性,家属的典型代表。她的话和她的心理活动同我们年青大夫转述患者家属的话如出一辙,「病人好了,我们感激;病情变化,我们有情绪」。如果托利亚中尉康复了,尼古拉耶夫娜无疑会感激医生;但是,很不幸,他死了,而且是在医院内、手术后死亡的。如果患者死亡,不管医生护士如何尽职尽责,家属都不可能满意。

「病情有变化,我们有情绪」,是因为家属有这种权利。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每一位医者都必须非常明白这一点。

不管是母亲失去了儿子,还是丈夫失去了妻子,亲人离去的痛苦是此时此刻家属最强烈的情感,家属会为患者的死亡而自责。而如果患者在医院死亡,为患者施治的医生护士也便成为了患者家属责备的对象。

在这个时候,医者不能指望患者家属会理解医院和医生为救治患者没日没夜的付出。在死亡面前,任何解释都是徒劳和苍白的。医者与患者家属的沟通应该就像迈泽尔医生一样「我尽了一切努力,但是没能战胜死亡」。

但是,医者必须明白,他事实上不需要得到家属的理解。

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不是医生,但是他在思考「生存和命运」,他在帮助我们医者树立正确的「医患观」。

医患关系其实非常简单。早在一千多年前,希波克拉底通过他的「医生誓言」,唐代孙思邈医生通过他的「大医精诚」,东西方医学家就已经把医患关系阐述的非常清楚了。

医患关系简单说,就是患者有病痛,需要帮助;医生有专业知识、有能力,可以为患者解除病痛。患者走进一家医院,因为他/她假定,这家医院拥有专业医学知识的医者能够解除他/她的病痛。患者对医者的这种要求是绝对的,没有商量余地的。就像战争的号角对战士的要求一样。

医患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

孙思邈大夫说:对待患者「见彼苦恼,若己有之」;看病时「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

医者父母心,父母的无私付出需要子女的理解和回报吗?

在成为医生之前,或者在决定继续当大夫的时候,医者必须明白:医生是一个需要献身和付出的职业,是圣徒。医生不需要患者和家属的理解,只要尽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就行了。

生命最宝贵,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成就,在战争年代的战场是,在和平年代的医院同样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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