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乌鸦》买回来很久,迟迟没有翻开。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让我顺手收了她一整套书,这本是最后一本,也最“沉”。
故事发生在1910年秋冬的哈尔滨,一场由旱獭引发的肺鼠疫从满洲里蔓延而至。清廷派来剑桥毕业的伍连德,他通过尸体解剖确认飞沫传播路径,推行口罩、隔离、封城,力谏焚尸。但小说没有将他塑造成孤胆英雄,更多的笔墨落在鼠疫突袭下普通人的日常——失去妻儿的马车夫王春申、点心铺里聪颖的于晴秀、守财吝啬的纪永和……史料记载,仅傅家甸死者便逾五千人,迟子建在后记里说,写这本书时“感觉每天都在送葬”。然而字里行间仍有微光透出:王春申在每个礼拜天仍会赶着马车,沿着逝者生前的路线走一遍,先抚摸电影院的门把手,再抚摸秋林公司的门把手——仿佛那些物件上还残留着故人的余温。待疫情结束,傅家甸又恢复了日常的喧嚷,爆米花的、剃头的,各色炊烟袅袅升起,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
合上书,抬头就是病房的日常。走廊里护士推着治疗车匆匆走过,呼叫铃此起彼伏,放化疗的病人扶着输液架慢慢散步。
我们科的“健康小镇”就在病区尽头——一个六人间,被我们用心改造过。这里住的多是反复入院的老病号,有经济压力大却不愿说出口的患者,也有因为化疗周期长而需要一个安心落脚处的老人。护士们会在这个病房里组织手工活动,带着患者一起做点小东西。住在里面的患者说,病房的氛围让他们觉得安心。
我想起《白雪乌鸦》里那些在死亡阴影下依然坚持过日子的人。百余年过去,疾病换了名字,但护理的温度没有变,人在重压之下依然需要被照见的渴望没有变。伍连德当年在哈尔滨靠的是科学防控,而今天在妇科病房,我们依靠的是加速康复的理念、日间手术的效率,以及在这之上依然被小心守护着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白雪乌鸦》的后记里,迟子建说写作时曾感到“无边无际的寒冷和黑暗”,但最终还是把那些微光一一捡拾了出来。这大概就是医学和文学相通的地方——都是在至暗时刻试图打捞希望。
书读完了,生活还在继续。病房里患者们陆陆续续地出院、入院,健康小镇的床位偶尔空出来又迅速填上。临床上每一个看似微小的改变,或许就是我们在傅家甸的灰烬中,捡拾起的又一粒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