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现在不如过去爽，是因为对现在不满意，仅此而已。
作为一个曾经的妇产科男医生，我能清楚地感到，自己和同行们正面对着怎样一个恶劣的医疗环境。而在一边拍腿大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同时，我又一边心生好奇：前溯几十年或一二百年，医疗环境到底是怎样的？古人之心，又有多「古」？
于是，我看了一本名字很高大上的书：《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作者马金生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下，查阅大量资料，讲述了从明清到民国这一段时期内，我国医生和患者间的恩怨纠葛。
这本书竟然意外的有趣，于是不禁分享。
明清：医生其实不靠谱
原来，太阳下面没有新事物。明清时期，医疗环境的最大特点，就是医患矛盾尖锐。
比如，后来成为明朝中后期大医学家的李时珍，其实是个「医二代」，而且他爹这个医生还坚决反对他子承父业。只可惜，李时珍考举人实在考不上，后来还是从医了。
那么，为啥不愿意孩子学医？
明清的很多人抨击，最后是什么样的人做医生呢？想经商没钱、想务农怕累、想做工匠没手艺，这些人就去做医生了。而且，医生可以速成，春天学医，夏天就去治病救人了。民间对医生，多是不满的。
此外，明清小说里也在妖魔化医生，有很多相似的情节：好好一个人来了，莫名其妙就死了。而且，明清的患者如果闹起来，手段也是相当激烈：以尸抗争、泼粪辱医、游街等等侮辱性的行为。
对自身治疗水平无甚信心的医生们又是怎么自保呢？答案就是，夸大病情。只要患者一来，医生马上说，「你这个病不行了，马上就要死了。我给你治病，治好了是我的功劳，治不好你是命该如此。」也还确实有一些医生故意把诊断写得含糊其辞，目的也是将来摆脱责任。
归结起来，明清时期的医患矛盾，在于医疗水平的落后。
可是，为啥我们没听说过明清时期的医患冲突呢？
道理其实很简单。一来，当时没有这么多媒体报道，虽然明清小说有所涉及，但又不是人人都识字，人人看小说。
再一来，当时的社会有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乡土人情」的特点：刚开始很激烈的矛盾，后来总能找到邻里间的中间人，或官府出面，息事宁人，矛盾是不断被压制下去的。
第三，由于明清时期的医生没有准入制度，所以当时的患者，出门就能找到一个游医，经手的医生多了，责任比较难落实。而且，患者可以择医而医，医生可以择病而治，大家双向选择，客观上也缓和了矛盾。
最后，当时很多人信命，不会把不好的结果归结到医生的错误上，而是归结到自己的命上。所谓「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宿命论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医患矛盾。
清末民初：医生有了准入门槛
清末民初有个很重要的事：西医东入。
这时除了有医患间的冲突，还有中西医间的冲突，开始互泼脏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就是源自此时期，毕竟西医见效实在太快，让人不得不怀疑它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中西医间的矛盾，更是进一步激化了医患矛盾。
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媒体的出现。
当时做媒体的人，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物，比如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值得称赞的地方是，媒体没有刻意渲染医患矛盾，或袒护某一方，而是看清了当时医患冲突的根源，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呼唤对医疗的监管，呼唤界定出医疗技术、医疗体制，或是个人水平的标准和界限，并建立医师准入门槛。
于是，在 20 世纪初的前十几年间，中国开始对医生的从业资格实行准入。
民国：医学大家也被告
1927～1937 是民国的黄金 10 年。
而这 10 年间，医患纠纷诉诸法律的情况逐渐增多。尤其是 1934 年，被称为医疗纠纷年，有好几十起的官司。其实，相对于此前的以尸抗争、泼粪辱医，想到要把冲突拿出来诉诸法律，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但是，当时的中医和西医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进步，而是都觉得备受打击。
这一时期的媒体立场也出现变化，比如《申报》，已经几乎是一边倒地偏向患者，用词经常是春秋笔法，对涉及医疗官司中的医生口诛笔伐。更可怕的是，一旦医生被告，警察先把医生抓起来，关十天半个月再说。
遭遇官司的西医中，还包括很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或者是当上院长的医学大家，但都照样吃官司。
当时的医疗官司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容易翻案，低级别的法院经常判医生败诉，然后医生上诉，一旦上诉到高级法院，大部分都会翻案判医生赢。作者分析，这是因为西医的医疗理念和当时法律体系的理念，都是从西方舶来的，高级法院更能理解西医；而基层法院理解得不够透，又容易被媒体和舆论所左右，或是带着情绪判案。
在种种不利的医疗环境下，成立起很多的医生团体，给医生撑腰，比如中华医学会。
启示录：医生要科学地尊重患者
看罢此书，对当下又有何借鉴？
总结历史，可以发现，过去的医生因为缺乏诊疗标准，为求自保，含糊其辞，迎合患者，不敢给出适合的医疗处理。这也被一些医生诟病为「打着新医的幌子，行旧医之事」。
反思当下，如果我们医者与患者沟通时，说出类似「做手术有可能会死，不做手术也可能会死，你自己选择」的话，又与明清时代学艺不精的医生，差别在哪里？
另外，现在医学发展，医生对患者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医患之间的关系转变成患者的弱势。但现在医学发展的程度，又远没有到能让医生有足够自信决策一切，所以，患者的意愿和选择同样也很重要。
那么，医生的专业准则和患者的选择权，到底该如何平衡？
我们现在提出的是「生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
比如一个人得了病，医生按循证医学理念，给出经过临床医学验证的、有概率、有逻辑性、有说服力、有推荐强度的建议。这只是完成了「生物」这一阶段的医疗建议。
医生不单要治病，同时还要将患者视为一个完整的人，考虑心理和社会因素：诊疗建议是否匹配这个患者，他的收入水平、职业要求、家庭关系、社会位置等，都应纳入考虑；还包括这个患者的心理状态，面对疾病是什么预期：是希望延长生命，还是提高生命质量。
医患矛盾缓解的重要一点，在于医生不单要摆事实，还要讲道理，引导和帮助患者表达真实意愿和需求，进而能参与到治疗的选择与决策中。
世道也许艰难，但不妨碍我们坚持做好自己，在有准入资质、在恰当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处理，符合医疗原则，尽到医者应尽义务，从自己这里改善医疗环境。
《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作者：马金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
注：本文源自《太医来了》106 期「聊聊医患矛盾」，主播田吉顺，已获授权，点击「阅读原文」可听该期节目。后期编辑整理邵海涵、阿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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