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帮我生个孩子，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关系了？

没有比自认为正确更大的罪恶了。喜剧小说给我们的经验是，我们道德上的狂热让我们变得顽固、肤浅、单调。——扎迪 · 史密斯（Zadie Smith）

最近，关于是否可以开放代孕，在网上议论颇多。论战双方唇枪舌剑，言辞颇为激烈。

事实上，思考比判断对错的结果更重要，任何观点，我们都可以去质疑，然后去寻找答案；任何观念，当你根深蒂固的认为理所应当的时候，其实你就主动放弃了进一步思考的权利和能力了，而不管这种观念是不是被冠以公平或者正义的名义。

其实，很多情况我们都很难明确的判断「对错」；甚至不同人在做这样的价值判断的时候，可能都不是简单的利益关系，还有理念差异。

代孕确实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但是，目前的很多讨论，还是基于一种「个体经验」的想当然。

比如反对的人说，如果你自己或者你愿意让自己的家人去给别人代孕，你才有资格赞同代孕。这其实并不成立。我个人的不愿意接受，不代表这个事情不能存在。比如我是一个异性恋者，我个人完全不能接受同性间的性爱，更不接受同性向我示爱；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支持同性恋存在的权利。

而如果赞同的人说，因为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其实都是开放代孕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同样也站不住脚。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民俗、政策法规都各不相同。最简单的例子，在国外，孕期做 B 超，都可以明确告知性别，而国内是明令禁止的，这就是各种国内外的差异造成的。

要说清楚是不是可以开放，至少要考虑医学专业角度，伦理角度，以及法律和社会角度三个层面。笼统的为一个「对错」而争论，可能大家都不是在讨论同一个层面的上问题，也就难以达成一致。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代孕的开放情况，来自 Wikipedia，作者 Fobos92

医学层面：代孕有严格的适应证

代孕其实分为两种，传统代孕（Traditionalsurrogacy）和妊娠代孕（Gestational surrogacy）。

传统代孕，指的是把男性的精子，用人工授精的方法放入女性体内，和代孕者的卵子结合。这种情况出生的孩子，和代孕者其实是有遗传学关系的，即「借宫+借卵」。

而妊娠代孕，是有了试管婴儿技术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这是指用夫妻双方的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然后将受精卵移植到代孕者子宫内。相当于只是「租用」代孕者的子宫，而代孕者和孩子没有遗传学的关系，即「借宫不借卵」。这时候，代孕者是孩子的法律上的母亲，而提供卵子的，是孩子生物学上的母亲。

既然是讨论医学层面的代孕，那么就必须要讨论这项医疗操作的适应症问题。

根据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建议，只有当确实存在医学问题，妨碍预定父母自行妊娠，或会给女性或胎儿带来重大的死亡或损害风险时，才可使用代理孕母。

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明确了很多具体情形，比如：

先天性或获得性子宫缺如；

重大的子宫异常，比如不可恢复的 Asherman 综合征；

反复妊娠丢失的单角子宫；

母体患有妊娠的医学绝对禁忌证，比如肺动脉高压；

存在未识别的子宫内膜因素，比如之前尽管移植了优质胚胎，仍出现多次不明原因的 IVF 失败等。

所以，这里的适应证，一定是要到了这个女性彻底失去生育能力的地步。而像《人民日报》提到的，因为高龄的原因，担心生育风险，或者自然怀孕怀不上，而不存在明确的医学指征的话，恐怕还达不到适用代孕的程度。

同时，代孕是通过医学手段，解决不孕夫妇的医学问题，但因为同时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个体，所以，对于代孕者的健康状况，同样也需要关注。在这方面，虽然还没有一个通用的医学指南，但还是有一些参考因素的。

比如，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代孕母亲孕产期间的医学风险，不少建议认为，代孕母亲应该是比较年轻（不能是 ＞35 岁的高龄女性），并且经历过一次完全健康顺利的阴道分娩。另外，代孕母亲应该接受相关传染病检查，以及心理学评估，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提供代孕。

所以，如果可以严格把握适应证，对代孕母亲进行严格挑选，仅从医学角度，我是赞同开展代孕的。

伦理层面：人可以仅作为手段吗？

一旦施行代孕，那么就会遇到很多伦理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如果是传统代孕，孩子和代孕母亲间是有遗传学联系的，反倒是和法律上的母亲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法律上的母亲，反倒更像是「后妈」。

有代孕需求的家庭，他们真正的需求，可能不是简单的想要一个孩子，而是想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而这种情况实现的解决生育问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满足这种家庭所带来的情感寄托，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国外有些地方要求，如果是传统代孕的话，需要选择和法律母亲有亲缘关系的女性。

另外，不管是怎样形式的代孕，从代孕母亲的角度，她经历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变成了别人的孩子，这种感情上的障碍也需要克服。（甚至有些夫妻在代孕过程中对「代孕母亲」或「精子来源父亲」产生情感上的变化，破坏原本的家庭和谐关系。）

而如果是代孕可以商业化，那么女性的子宫，甚至包括这个孩子，都被商品化了，存在将人「物化」的问题。而且，从国外经验来看，像俄罗斯、印度，以及美国一些开放商业化代孕的州，都会存在所谓「生育旅游」（Fertilitytourism）的现象，就是一些禁止代孕的国家地区的家庭，到这些地方去寻求代孕服务，甚至有的地方还形成产业化。这同样也是存在伦理上的争议。

不过，就像开头所说，尽管存在这样的伦理争议，尽管我个人并不认可这样的情形，但是，只要寻求代孕和提供代孕的双方都知情并自愿同意，他们都不认为这里存在问题，或者问题是可以克服的，那么，仅从伦理角度，我也是赞同代孕存在的——毕竟，这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

法律和社会角度：可能的风险

如果开放代孕，为了保证代孕双方的利益都得到公平的保障，相关法律支持是必须的。

即使在标榜自由的美国，也只有部分州立法承认代孕，在寻求代孕、签订合同时，要求相关律师及保险公司参与其中，这就需要有第三方生育方面专业知识的律师。

当然，人的问题总是好解决，没有人的话，教育培训就可以了。不过，法律方面的问题，更复杂的还在于各种法律条款间的完善和支持。以目前国内法律框架，如果开放代孕，恐怕有很多法律条款需要做修改，从而减少法律条文之间的互相矛盾。

比如如果代孕双方签署合同，要求提供代孕的母亲不得自行终止妊娠，否则要给予赔偿。但是，目前国内法律，是允许早孕期女性自行决定是否保留胚胎的，那么，提供代孕的母亲以此为由，要求在早孕期做流产，而且拒绝赔偿，那么法律上是不是要对这个合同进行强制执行呢？或者说，如果提供代孕的母亲可以像普通怀孕女性一样，拥有对胚胎的处置权，那么寻求代孕的夫妻，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呢？

类似的法律问题还有很多。当然，你可以说，法律条文问题，都是可以修改和完善的——那么，在有完整配套保障的法律条文出台之前，我反对开放代孕。

不仅如此，开放代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重视，那就是「胁迫」问题。

一旦代孕合法化，那么就有可能在合法的外衣下，存在胁迫女性非自愿代孕，从而获得利益的现象。发生这种「胁迫」情况，是和社会分层有关的。一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越大，权力越集中，越容易出现这种胁迫的情况。

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很大，虽然 2013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10 年来国内基尼系数，都在 0.47～0.49 之间。但是，2014 年 7 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谢宇教授组织完成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显示，「1995 年我国家庭净财产基尼系数为 0.45，2002 年为 0.55，2012 年达到 0.73。」报告认为，目前中国三成以上的社会财富被顶端 1% 的家庭所占有，而底端 25% 的家庭仅拥有一成社会财富。

在贫富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如果开放代孕，那么发生胁迫现象的可能性会很大。

因此，从法律和社会角度，我反对在目前的国内开展代孕。

总的来说，作为一种解决不孕夫妇的医疗技术，代孕并非必然引发罪恶，在充分厘清概念、做好保障、出于自愿的情况下，也并非绝对不能开展。只是在现阶段的国内，我认为还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