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市妇幼保健院王丽丽：菜鸟高飞

王丽丽，中共党员，主治医师，病理科科秘书，江门市医学会病理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妇科病理专业组组员。

王丽丽第一次看到 HE 染色切片的时候，惊为天人，眼前的画面斑斓华丽，像拼图一样，丰富的色彩与线条，真有意思。

彼时她大二，在从小就立志要读的医学院里，但发现「与想象中不一样，英语数理化，像高中生活又过了一遍，」太枯燥了。上病理课，在压抑的灰沉沉中突然看到一抹亮色，她重新兴奋起来，「好喜欢，这切片就跟我以前用红蓝色铅笔画的手绘差不多嘛」。

到了大三确定专业，王丽丽还是选择跟着兴趣走，「有些同学说这个学科比较狭隘，不是每个医院都有，我也不知道以后具体要从事什么工作，但没办法呀，就是喜欢病理」。

当时的王丽丽并没有深入了解，病理科被「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称为「医学之本」，是大型综合医院必不可少的科室之一。病理诊断的权威性决定了它在所有诊断手段中的核心作用，病理诊断的质量也对医院整体的医疗质量构成极大影响。

它并不是「狭隘」和「无关紧要的」。

比想象中更重要

2014 年，香港联合医院发生一起严重医疗事故。该院一名病理科医生于 8 个月内，发出 118 份错误病理报告，包括多次「看漏」癌细胞，致患者延误治疗达 9 个月，其中 17 名病人需修改或重新制订治疗计划，3 名病人在此期间死亡。病理科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这个科室的主要任务是在医疗过程中承担病理诊断工作，包括通过活体组织检查、脱落，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以及尸体剖检，为临床提供明确的病理诊断，确定疾病的性质，查明死亡原因，是目前世界各国医学界公认最可信赖、重复性最强、准确性最高的诊断手段。

病理科可太了不起了，但事实上，在同学们的担忧里，还有一半是比较准确的：在当下的整个医疗大环境中，对病理科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

王丽丽毕业后马上进入医院工作。最开始，连带她在内，整个病理科只有四个人。科室面积小，资源配备一般，没有患者，每天只跟人体组织、细胞、药水、切片和显微镜打交道，「不像做医生，倒像一个化验员。」有数据统计，一名初入病理科的医生至少要在显微镜下看 2 万张片子，才能自己出具诊断报告。而根据切片的复杂程度，每个病例需要花费 10～40 分钟不等，时间一长，腰椎病、视力下降、慢性神经损害等几乎成了病理医生标配的「职业病」。更重要的是，相比于同期进入内外科系统的临床医生，在科室工作这么久，早可以独当一面了，她们似乎还是「默默无闻」。

这个岗位尤其需要「耐得住」，需要「认真务实」。幸好，王丽丽就有这些特质。

2010 年，王丽丽遇到一个因为卵巢囊肿入院、肿瘤激素水平高的病例。这位 20 出头的姑娘还没结婚，被高度怀疑恶性肿瘤，进行子宫全切似乎是唯一的办法。术中冰冻的标本送到王丽丽手上，她与同事们认认真真地进行了检查，得出「良性肿瘤（粘液性囊腺瘤）」的诊断结果。寥寥几字实则重如泰山，有了这个判断，姑娘的子宫保住了，避免了无法生育、生活质量差等一系列难以承受的情况。这也意味着，在往后的几十年间，她不再需要担惊受怕，就像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内心所想。

短短几十分钟，患者在手术台上躺着，等待病理报告来决定着手术切除的程度和范围；当涉及肿瘤病理时，在很多观念看来，这几乎就是生与死的答案。病理报告出具明确的疾病名称，临床医师主要根据病理报告决定治疗方案、评估预后以及解释临床症状和明确死亡原因。

病理医生慎重签下名字的「判决书」发出去后，将直接影响着无数人的命运。

难处

在王丽丽看来，病理学需要掌握与各个科室相关的系统与观念，需要把学术和经验相结合，需要「厚的知识」。随着年资增长，看的片子越广泛，总结出来的规律越多，相似性越大，心里越害怕。她有时会感慨，这感觉像走在刀尖上。

病理科常有被误解的地方，「等待时间长」和「收费偏贵」是其中之二。最近一位病理科医生制作了一个短视频，详尽列举了他们的工作：取材 5 小时，固定脱水 14 小时，包埋 3 小时，制片 3 小时，染色 3 小时，片子观察视难易程度决定，数据录入与发放.... 完成一份最普通的病理报告竟需要如此大费周章。除了给予足够时间，要得出百分百准确的诊断意见，还有许多必不可少的检查与检验步骤，这些环节经科学评估，有其重大意义，「它就是需要这么做，这是专业范畴内必须进行的事，不是我们去决定加这些费用，但不理解的人就是不理解」。

比起病理诊断的有口难辩与不见经传，「后继无人」是更大的危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技术学组组长孙保存教授 2015 年接受记者采访时预测：五年之内，中国病理医生就会面临更大的人才危机。如今快 7 年过去。

基于病理学对于临床诊断和治疗的指导性意义，从取材到诊断都步步惊心，医疗风险是几乎绕不过去的话题。病理报告为终生负责制，「每个病理医生都可能站在审判席上」，这种危险吓退了一部分「旧人」，又让大部分「新人」望而却步。

做病理医生，不容易。

仍在前行

「我接触病理是在 60 年前，那是在 1957 年，当时我读大学三年级，在北京医学院，我当时对病理有些兴趣，有一次暑假回到家，跟我的父亲，也就是中山医科大学儿科的钟世藩教授，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有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任何高明的临床医生遇到病理诊断的结果都要低头，他的意思是，不管临床诊断怎么高明，病理结果才是最后的诊断。」这是钟南山先生说的话，「病理医生是具有最高权威的一个法官。」

王丽丽至今没有「法官」的锋芒毕露。她爱笑，彬彬有礼，语速很快，思维敏捷，表达每个观点时都会加上生动恰当的比喻。工作了这么多年，她仍觉得自己是个小菜鸟，这个世界太辽阔，要登顶，继续前行，得本心不忘，努力完成自我修养。

这样才能高飞。

这不是一个「我」的故事，是一个「我们」的故事：病理依赖团队作战，相互沟通合作，「一步错，步步错，后面都完了」，她们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个角色都很重要。她还想特别感谢临床医生，有这些好同事挡在前面，病理医生们才得以在后方专心研判。

在这个岗位上守到现在，当初的疑惑和懵懂、外界的声音与误会、所有或清晰或模糊的想法、也许仍然艰苦的未来，都不再重要，王丽丽享受着酸甜苦辣，也早已找到了其中的意义。

好像每天埋头种树，有天不经意回头一看，发现身后已绿树成荫。

你只管种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