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我和女儿说再见

过完年，女儿小雨就四岁了。我早早打算好，大年初一就教她学说新昌话「稻桶岁」（四岁），却没想到只提前说了一句「再见」。

大年三十，是我调入感染科的第一天。二十九的晚上，医务科打来电话，说目前感染科人员紧缺，而我有五年的感染科工作经历，此时是否愿意支援感染科。我当即答应，然后就和第一批调入感染科的六位同事一起，赶到医院连夜接受了防控培训。

当时没有人知道新冠病毒究竟如何传播、疫情会如何发展，确诊病例的出现又让局势更为风声鹤唳。进出感染科，意味着存在被传染的风险，我当即和家人商议，决定独居出去。那晚回到家，我特意和女儿说了再见，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了我的抗疫生活。

我们第一批调入的医生主要承担发热门诊的工作，根据医务科排班，我们迅速进入角色，开始了八小时一班的门诊。一身防护的行头，穿脱就会花去不少的时间，而因为戴着护目镜，视野渐渐的就会变得模糊；因为不方便调整口罩绳，耳朵被勒得长出了水泡；因为防护装备宝贵，我们尽量八小时不更换，于是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尽管不容易，但大家都下定决心要站好这班岗，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我们知道更辛苦、更危险的是隔离病房里的兄弟姐妹们，生怕自己的退却会加重他人的负担。瘦小的夏芳，那天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泻，但只休息了一天就继续上岗；大个子章勇，口罩戴上八小时，脸上的勒痕要等好几个小时才渐渐淡去；冠玉一戴眼罩就头疼，后来改成了面屏才有所改善；中平老师上完一个后夜班后，睡了几个小时，又赶来上帮班；钰洁临近中午却面对接踵而至的病人，于是午饭也没吃，一直捱到了下班；雯雯姐则和我一样，主动与家人分开住，只能天天在手机里相见。

但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更在乎的是如何诊断治疗好每一名患者，更不漏过一例可疑。一开始不熟悉发热门诊的流程和规范，我们就反复地学认真地执行；不断完善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我们不断地学习；新增的疫区需要注意，我们及时增加到问诊里。那段时间，发热门诊外总有下不完的雨，门诊里头只有劈啪作响的打字声和消毒液挥发后的气息。

发热门诊的夜班是最难熬的，尤其是后夜班。病人不多，但困意、饥饿、寒冷却如影随形。但我们不能脱下衣服去休息，因为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来就诊。有位近一月前曾和疫区返乡人员接触过的阿姨，凌晨 3 点走进了门诊。我反复问清楚情况，又给她做了必要的检查，没有发现被传染的依据，便告诉她不要紧张，潜伏期已过，但建议继续在家隔离，如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情况及时到医院复诊。她离开之后，一直到 8 点下班都再没有人来，而我也数着电脑屏幕右下角的一分一秒，迎来了黎明。

下班回到房间的时候，我会和小雨开视频聊天。我在这边抛橘子、做鬼脸逗她开心，她在那头拼拼图、背唐诗逗我傻笑。长大了一岁的她，我还没好好地牵着她的手去走一走；又长了一岁的我，仿佛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却终究还没能和她坐在一起，翻看她喜爱的《鼠小弟》。

我时常期盼着那一天，我们不用隔着屏幕说再见，不用期待第二天，而是可以一起背《悯农》、背《春晓》、背骆宾王的《咏鹅》。等那一天，我会告诉你：什么是稻桶岁，什么是逆风而行，什么是春暖花开！

我相信，那一天，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