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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出租司机都嘱咐我:小心,那儿的精神病杀人可不犯法

打车去精神卫生防治院,是需要些勇气的。

打车去精神卫生防治院,是需要些勇气的。

一上车,出租车师傅用眼角的余光上上下下打量过我之后,吐出一句话:「那是精神病院吧?」

「是呀。」

「哦,那可要小心,精神病杀人不犯法。」

这是一个对精神障碍患者不那么友好的世界,尤其是其中被称为「重症」的那一批。

由于调查面临的种种困难,目前较权威的数据还停留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2009 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约 1600 万人。

然而,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占据中国总人口 1% 的这个庞大群体的存在,他们消失在「正常人」所能见到的日常中。

通常,他们或被送入精神病院,或被关在家中。一位纪录片导演曾把自己拍摄精神病院的纪录片定名为《囚》,而现实的「囚」,几乎比这词的字面意义更残忍。

根据 2006 年进行的河北省重症精神疾病人员流行病学调查,仅河北一省,被锁在家里的精神障碍患者,可能就达 10 万人之多。

失控后才治疗

随着出租车逐渐接近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下称「海淀精防院」),行人慢慢稀疏,路旁灌木的叶片上积着厚厚尘土。

2008 年奥运那年,这家区级的精防院从颐和园附近的青龙桥搬到苏家坨乡,合并了附近的两家精神专科医院成立新院。

车在一个敞开的大门前停下:没有高墙与铁栅栏,是个半开放的院子,还有一群大大小小的流浪猫在转悠。这里的人告诉我,除了医护人员,精神障碍患者也会给它们喂食。

院子里,医护人员不穿白大褂。病区分两类,里院是有栅栏门的封闭病区,外院是患者可以随意出入的开放病区,开放病区也有门和锁,「防外不防内」。

开放病区还有个种了很多月季和铺满草坪的小花园,和一块农田——患者自己种植作物,看着它们生长发芽,这叫「农疗」。

中午,行经农田,一位短头发、穿着胶鞋、正在农田里劳作的女患者,主动跟我打招呼。

她已经住院近 10 年了,「这里还不错,生活很规律,我也没复发过,还自学了好几门计算机课程,这样将来还能找点活干。」

「我现在主要就是想回家,如果见到我家人,麻烦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接我回去吧,我现在都好了。」

这是一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这里的住院患者,大部分是精神分裂症。」精防院的副院长游秋萍这样介绍。

精神分裂症,是最传统、最神秘,也是受到歧视最严重的精神疾病,在中国精神病医院的住院患者中,85%  属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疾病。

那位出租车师傅印象中凶神恶煞的精神病患者形象,正是社会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个最普遍的刻板印象。

其实,大量数据表明:只有极少数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表现出暴力倾向。而这些暴力倾向,多与其幻觉、妄想的症状有关。而这些症状,目前已可以通过相应的药物得到很好地控制。

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郭俊花曾在网络公开课中解释:「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暴力行为,主要是由于患者在病情轻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导致情绪失控,怪想法多,出现暴力倾向。」

而中国的大多数患者,却都是在局面失控后,才被送进医院治疗。

普遍的「旋转门」

精神科医生们常常把精神疾病复发的患者「住院——回家——再次发病入院」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称为「旋转门」。

「旋转门」非常普遍。

而对精神分裂症而言,因为医疗资源的缺失及社会接纳程度的不足,徘徊于医院和家庭的「旋转门」一段时间之后,患者通常会以某种方式在正常社会中「消失」。

一位精神科医生谈及,很多家庭为了防止患者「滋事」或者仅仅是掩盖「家丑」,就把患者锁在房间,甚至用铁链终身锁在笼子里。

另一位精神科医生则提到,「在精神科的大部分疾病中,精神分裂是最重、最难离开医院的。」这是精神分裂症的另一种结局:被亲人几乎「遗弃」在精神病院,而这种「压床」,又进一步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缺口。

前几年,海淀精防院曾对 300 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其中的 150 多人是符合出院条件的。但是,当医院召开家属座谈会却发现,家属全都坚决反对患者出院。

在海淀精防院,有很多在医院居住了 10 年 20 年以上、资格比医护人员还老的老患者。

出院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区康复体系还没建立或没完善,无法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并通过康复训练逐步恢复生活技能、社会技能,从而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在 2014 年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曾这样回答。

在精神分裂症领域,把临床症状消失视为「痊愈」,而把患者正常回归社会称为「康复」。

一项新加坡的统计表明,超过一半的首发患者可以在 2 年内得到「痊愈」,但最终能够达到「康复」的,大概只占 20%。

复发,在精神分裂症中非常普遍。

《今日精神病学》中的一篇文章曾指出:超过 80% 的精神病患者会在 5 年内复发,其原因大多与无故停药有关。依据不同的界定标准和患者特点,平均 40%~50%  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在 2  年内复发。

造成患者病情反复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很多,但部分或完全停用药物是首要原因。

数据显示,患者的不依从,可使其复发风险增加 5  倍之多。而影响服药依从性的原因很多:觉得自己「好了」;怕「上瘾」;怕「副作用」;怕身边的人发现;甚至仅仅因为生活没有规律,懒惰。

幸运的是,在疾病复发前,有一个前驱症状的阶段。对复发前驱症状的辨识与应对,使得精分患者的随访和复诊尤为重要。

复发前会有什么症状吗?患者张宁刚给出的表述是,「会不舒服,但说不清楚。」

他是个 50  多岁的男人,1985 年大学毕业,1988 年发病,自此陷入出院、停药、入院的「旋转门」,并终在 1995 年进入精神病院常住,直到 2011 年,进入了目前的康复园。

康复园里的无奈

康复园,是海淀精防院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下称「北医六院」)的支持下,进行的一个精神障碍社区康复实验的核心。

在香港,这类的康复园被称为「中途宿舍」——通过模拟家居、社区和工作环境,为精神障碍康复者提供个性化康复指导,最终让他们能够顺利回家以及正常工作。

而对于那些在精神病院居住几十年的患者,「回去」几乎是种奢望。

北医六院副院长姚贵忠认为,康复园比医院的成本更低,且患者能有更好的体验和获得更好的康复。

游秋萍则表示:「几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了家庭养老园,这也是目前的一种方式。」

此前,海淀精防院的康复园曾达到 20 个,目前收缩到 10 个。

收缩的原因,有的是因为邻里关系。

因为组织了一次患者在小区里捡垃圾的活动。本来是出于美化家园的意图,结果被邻居发现这些人「眼神不对,有问题」,接踵而来的是各种投诉,最后被迫离开。

而现在则主要是因为,北京租房价格的上涨。

康复院的住房条件要求一定要有两个卫生间,通常是三室两厅 120 平以上,住 6 名康复患者,而如果租金超过了 9000 块,就没法负担了。

1995 年,姚贵忠就开始探索康复训练。之后,海淀精防院与北医六院合作,引入国外先进理念,开始进行社区康复试点。

从 2011 年开始,海淀精防院开设院外康复站点,实现患者「出院」,住进这些社区康复机构,作为精神障碍患者在医院生活与家庭生活的过渡。

在这里,病情足够出院标准的患者们一起生活,自己做饭、买菜、做家务、开家庭会议,投票进行家庭的各种重大决议,比如:近期的菜谱,或是娱乐设施的使用规范,还可以去隔壁职业康复项目的工厂里做工。

出门购物,也是患者了解社会和恢复社交技能的一个重要训练方式。

「他们已经几十年没出过精神病院了,最开始时,出门一看现在的物价,特别震撼!」一位护理员介绍。

有的康复园里没有职业康复项目。

「我们是个养老园。」在精神病院住了超过 20 年的张芳,头发花白稀疏,眉目仍然很秀气。她有精神障碍家族史,高二发病,父亲「一看就知道我病了」,送医院治疗,反复了几次,就再也没出院。

「这里至少洗澡方便,不像在医院还得排队。」1984 年,Peter 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英语专业,Peter 女友出国,自己签证被拒,再逢母亲去世,自此发病,从 1995 年开始常住医院。

面对「想出园吗」这个问题,张芳的回答是,「我爸不让。」

Peter 和张宁刚都很沉默,两人的父母都已去世。张宁刚讲起自己的业务,「早就荒废了,我当年是做仪表的,现在都数控了……」他曾经尝试学打字,「不快,一分钟也就六七十字……落伍了。」

也许,对他们而言,康复园至少是一个让人心安的地方。

不是所有战斗都会胜利

精神分裂症患者艾琳•萨克斯,也是南加州大学的法学教授,她在自著的《我穿越疯狂的旅程》一书中,谈到了自己非常感激的斯托尔医生:当别人都只是看到了她的疯狂时,这位医生看到了她自愈的本能。

斯托尔医生建议艾琳,不要休学,正因为病得太重,她才更需要靠工作,唤起强大的自我来对抗疾病。

艾琳进了大学,并以范德比尔特大学年级第一的成绩去了牛津,之后进了耶鲁的法学院,最终成为了一位南加州大学的法学教授,她还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兼职教授,以及美国新精神分析中心的临床研究员。

即使如此,提到自己以失败告终的最后一次摆脱药物的尝试,她说,「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以胜利告终。」

「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患者,如果能够获得恰当的资源和帮助,是能够发挥出他们在病前就已有的潜能的。低估他们会引起人们的负面预期,这实在太糟糕了,因为工作能够给大多数人一种真正的幸福感和专注感。」

那是些听上去过于遥远的故事,姚贵忠讲述了他那间位于北大六院的诊室里的常态:

一位孩子即将参加中考的母亲,衣着得体,已经 6 年没发病了,因为近期的睡眠障碍,丈夫陪同前来复诊,问诊结束后匆匆赶去工作。

一位独自从东北来到北京的少年,跑来进行每月的复诊,他和医生聊未来,聊下月的出游计划,医生建议,「也许,你可以试着写一写日记。」

在写给家属的科普书《精神分裂症咨询》中,姚贵忠还提到了精神分裂症的另一种病程进展——精神衰退。

「人处于一种能吃能喝、躯体健全,却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干的『无欲状态』。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痴呆』状态,是精神分裂症最可悲的结局。」

这种精神衰退的发生,大多与患者长期住院,与家庭、正常人群和社会环境隔绝有关。

姚贵忠认为,康复的目标是为了患者可以更好的生活,虽然最好的结果是症状的消失,但有时候,哪怕有症状,人也可以以好好地活着,「医疗并不是看见人们病了就给人治,他们过的好就可以了。」

而艾琳曾在书中写道:「有一些自然力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能力,更不用说我们的理解能力了。所以,面对这些,仍然坚持必胜的信念只能是以卵击石。要知道,不是所有的战斗都是以胜利告终的。」

(文中所有患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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