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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要求「无限延长」患者生命,医生该怎么做?

编者按:人生是一条单行线,永不可逆。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忌讳谈论死亡,它终有一天会到来。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帮助自己和所爱之人勇敢面对死亡,减轻痛苦,是我们每个人都...

编者按:

人生是一条单行线,永不可逆。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忌讳谈论死亡,它终有一天会到来。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帮助自己和所爱之人勇敢面对死亡,减轻痛苦,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生思考。

国际重症监护首席专家 Ken · Hillman 教授,回顾自己 30 多年临床经验,写成此书,讲述对生命最后阶段的思考。

本文节选自《长远看来,我们都已死去》。

生命是否该被无限延长?

生老病死一直被认定是一个正常的过程。近年来,某些衰老及死亡问题暂时可以用医学方法缓解,但最终,我们仍无法阻止生命走向衰老和死亡。

玛丽现年 60 岁,她在 20 多年前因车祸全身瘫痪。随后的几年,她的身体一直处于萎缩和扭曲的状态。不久前,她最后一块可以活动的肌肉——膈肌也失去了功能,只能完全依赖呼吸机度日,便被转到重症监护室来。

虽然最初,重症监护室的出现是为了在短期内能更好地照顾病人,以期获得更好的疗效。但是现在,玛丽已经在这里呆了 6 个月了。

我们已经向她说明她的身体情况无法治愈,她也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玛丽本人仍要求无限期地使用辅助设备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她确实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但是作为医生的我们,乃至整个社会对这种情况都抱有疑问。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在承担这种要求所带来的代价,而某种意义上,重症监护室只是被迫满足大家的需求。

现如今,医学界已经摆脱了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做法,越来越多的医生都尝试在做医疗决定前采纳病人及病人家属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病人及家属常常得到暗示:医学有法可施。有时确实如此,但更多的时候,医学也无能为力。

从政治角度上讲,这种做法或许正确无误,医院采取这种方式已逐渐成为定式。却没有人从伦理角度考虑,是否应当无限期地延长病人的生命,也没有考虑过社会因此承担的花费,以及从其他社会所需之处挪用资源所带来的后果。

所有一切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无论治愈的可能性是有是无,是大是小,临危病人都不得不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继续治疗。

然而,就社会是否应该主动停止治疗的问题,政治专家们还没准备好为此而展开辩论,重症监护医生们也没有准备好暴露这种窘境。因为这样的争论可能会引起民众的勃然大怒,所有建设性的话语也将会在呐喊和顽固思想中失去立场,最终偃旗息鼓。

在我看来,就医生的职责而言,提供给病人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谈谈能做什么,而不仅仅该做些什么;在特定条件下,为特定病人找出最合适的方案,这些都很重要。

谁拥有对治疗喊停的决定权?

特丽莎,70 岁,住在重症监护室时已疾病缠身多年。她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状动脉阻塞以及心脏衰竭,因为连接到呼吸机上而无法讲话。由于心衰导致肺淤血,血液通过气道进入呼吸机导管,使机器变得血迹斑斑,甚至喷出呼吸机阀门,溅到墙壁上。

特丽莎脸色青白,非常害怕,颤抖地写下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表达自己的绝望之情。而特丽莎的家人却不愿意给她使用镇静药让她陷入深度睡眠,他们希望能不时地跟她聊几句。

特丽莎正在等死,而且过程异常痛苦。我曾建议停止积极治疗,尽量让她走的舒服些,但是她的家属反对这样做,并且 24 小时「警戒」,以确保他们的愿望能够得到执行。

病人家属有权要求无限期地延续病人生命吗?

很少有人希望无限期地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依靠机器度过生命中最后的几天。但是,对重症监护室来说,病人大都处于无意识状态,这时病人的亲朋好友就会担当「代言人」的角色,以病人的名义作出决定。

但是这些决定,可能与病人的想法背道而驰。

而对所有医生而言,「有利(对病人有益)」和「无害(对病人无害)」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一部分。对这些词语最好的解释是,行医的目的是在情况允许时恢复病人的健康,或是减轻病人所受的折磨——其中就包括帮助病人平静、庄严、毫无痛苦地死去。

很少有国家和地区知道究竟该如何解决这之间的矛盾。日本的法律甚至规定,即时病人已经脑死亡也不得停止治疗。在许多国家,住在普通病房的临危病人也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这让我们灰心丧气:明知病人毫无生还希望,明知一切「治疗」都是徒劳,却仍要 24 小时轮班监护,看着病人的痛苦挣扎,却无能为力。

为临终道别有所准备

当病人家属和医生达成一致,希望结束病人痛苦的生命时,又该以怎样的形式与他告别?怎样才能让他有温度地离开?

罗斯玛丽转入我负责的病房时,已经时日无多。为了治疗十二指肠腺癌,她已接受了一连串的手术。术后 8 周,她的肠道多处破漏,造成腹部积水,并引发了严重感染,她体内的其他器官也受到了影响。

罗斯玛丽才 40 多岁,两个孩子还很小。我告诉她的丈夫特里,她的生命正在流逝,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可能会停止治疗,不知他是否愿意让孩子们到医院来,送母亲最后一程,让孩子们参与这一重要时刻能够对他们产生正面的影响。

第二天一早,特里带着两个小男孩儿,沿走廊向我走来。他们看起来异常整洁:小脸儿干干净净,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衣服被烫得平平整整。

我走向他们,向孩子们讲述母亲的病情, 特里满脸泪痕,孩子们也开始小声抽泣,陷入深深的哀伤之中。此刻,这个小家庭如此彷徨无措。

我告诉男孩们,他们的母亲会被带去美好的地方,天使还会向她再现过往的美好记忆。如果现在能够跟罗斯玛丽待在一起重温美好回忆,让她知道他们跟爸爸在一起,能够相互照顾,也能够分担彼此将要承担的痛苦,她一定会感到很安慰。

随后我找了个地方,独自一个人默默哭泣。

在很多人看来,医生都是冷冰冰的,没有感情的人。特别是我们大多数时候接触到的都是带着听诊器、拿着手术刀,除了询问你的病情以外,不会与你有过多交谈的医生。医生也许没有深入患者的情感世界,但患者又何曾用心与医生感同身受呢?

其实,医生都是正常人,也会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

再回到重症监护室,我看到男孩们和他们的父亲同罗斯玛丽紧紧靠在一起,握着她的手,靠在她的身上,送她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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